史宗瀚“弱者联盟”说商兑
文革过程中不太可能存在一个“毛泽东扶持红四方面军对抗林彪集团”的有意识过程。
本文讨论是Victor C. Shih（史宗瀚）的《Coalitions of the Weak》，这本书其他部分我没看，但是关于文革时期的观点我觉得存在一些问题。
作者在本书提出了“弱者联盟”（Coalitions of the Weak）的观点，具体到文化大革命问题上，就是毛泽东在红四方面军出身的军人这种有历史问题（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两军在选择南下北上道路的问题上出现分裂，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大都中跟着张国焘而不是毛泽东）的群体施恩，帮助他们免受造反派的冲击，从而和当时不断做大的林彪集团对抗。这种观点并不新鲜，事实上毛泽东对许世友等军人个体确实施加过这样的政策，但是作为一个集体，毛泽东真的这样有目的地施恩来获取忠诚吗？我个人觉得不成立。
这个观点主要是基于七二零武汉事件，史宗瀚认为林彪趁着陈再道犯，错试图清除异己，将陈再道为代表的红四方面军出身的将军全部打倒。而毛泽东亲自施恩，让他们避免被批斗的灾祸，还提拔了不少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和林彪集团对抗。然而，如果我们根据徐海亮对武汉七二零事件最为系统的研究，会得到相反的结论：虽然武汉事件之后，造反派确实揪斗红四方面军出身的军人，确实也出现了“一方面军整四方面军”的暗伤，但是这一活动（揪出军队一小撮）主导者其实是非军人的激进造反派，和林彪没什么关系，而且在揪斗众心惊胆战的绝不只有红四将领，对于各地军队和将军来说都担心自己被整顿：
陈再道是最先可能被群众打倒的大军区司令员，按照军队法纪和先前运动的惯例，仅仅是顶撞毛、周，放任部队造次和严重失职的错误，就可以点名打倒了，况且中央权威面临了事件的极大羞辱，需要修复。各派系、山头的老军人(决非仅仅原四方面军的)，正满怀同情——忧心忡忡地看着这只跳出来——群众可恣意宰来吓鸡的“猴”，担心出现“倒军”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能将军逃进老家深山躲避造反，黄永胜在总理的一再训诫下，也正准备丢弃保守派把屁股“坐过来”。诸军区和军事机关纷纷遭到冲击，包括保守派群众的冲击。
林彪更不是“七二零事件”和“揪出军队一小撮”的制造者，也没有叫自己人对红四方面军的军人穷追猛打，他在1967年夏天的表现比史宗翰写的理性多了：
坊间总说林彪制造了“七二零事件”。其实，林彪在该事件后立即得到需求的东西，实际并不如一个“5.13事件”。他是十分内向和举止阴郁的人，仅仅从他考虑再三的“7·25”群众集会亮相和“八·九讲话”，我们很难看出他对“七二零事件”的深层态度。毕竟，事件暴露的是军队支持文革不力，而不单是陈再道;事件并不是仅仅弄得“四方面军”面上无光，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当然不会如有宗派倾向的将领或幼稚的红卫兵那样简单。邱会作对事件发生当天的回忆，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叶群开会回来告诉林:“陈再道只会打仗，脑子简单，在武汉支持保守派，助长了保守派气焰，你赶快给主席写一封信，劝他离开武汉，不然，很快就会发生一场大规模的流血事件”!叶群还说，“......主席的安全保证不了，会赖到军队头上来......”
何况，如果按照王年一等人的观点，林彪其实是“特殊的观潮派”，他对军队参与文革其实并不热衷，因此对武汉事件的处理总体还是比较稳妥，因为这件事丢的是他这个军事主官的脸。对于毛泽东来说，他经过此事，充分意识到军队派性分裂和参与文革对从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的拖延效果，因此只有稳定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关系，才能迅速结束文革。毛泽东去除派性的实践很难说总体上形成了“弱势联盟”，因为不是每个地方红四方面军出身的军人都处于劣势，也不是每个地方领导都跟陈再道一样犯了大错。例如云文革主要就是云南军区支持的“炮派”和昆明军区支持的“八派”之间的斗争，其中“炮派”得到云南军区的红四方面军出身军人支持，“八派”获得昆明军区的山西抗日决死纵队出身的军人支持，双方都揪着对面的黑点不放，毕竟山西新军和刘少奇的老部下薄一波关系莫逆，而红四方面军一方最大黑点是和当时倒台的贺龙关系莫逆，双方都不算真正的“劣势联盟”的成员。
作者用计量分析，认为红四的军人更不容易被清洗，而且高层官员更容易被提拔。但是我自己整理了一下1969年之后中央军委的名单中实权者（正大军区+军种司令），根据出身，红一方面军有22人，红四方面军有9人。值得注意的是，红四方面军这9人，除了谢富治和皮定均（兰州军区），其他人都是文革之前就已经在位或者文革时期上级倒台递补上去（同理，红一出身的大员其实也大部分都是因循旧例），看不出来对任何一方人有特别的重视。
同样，文革将军倒台的起源本来就有很多偶然性，最典型就林彪老部下杨成武，在文革初期他接替罗瑞卿担任总参谋部长，一时风光无二。杨成武倒台是因为林彪指控他“同傅崇碧勾结，要打倒谢富治；杨成武的个人野心，还想排挤许世友，排挤韩先楚，排挤黄永胜以及与他的地位不相上下的”，而江青不满他“整自己的黑材料”，毛泽东也不爽他，加上他的华北山头疑似搞山头主义，因此倒台了。这说明，不仅仅是红军的出身，1946-1949年形成的山头同样重要。
反过来说，红四在军委中比例疑似高，一定程度上恰恰是“非预期后果”——红四军人身居高位并不多，大部分都不超过上将级别，也就是在66年的时候担任大军区或者省军区一把手，这些人在文革时期是各地支左的领导人，只要不犯大错（如贵州李再含），反而比在北京掌权的那些红一方面军出身干部（如罗瑞卿）更安全，后者经常被怀疑是和“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一路的敌人。军委里面9个红四方面军实权人物，除了张池明（总后政委，总后副部长升上来的）都是各省一把手（大军区司令或者实权政委），或者一把手离任倒台后接班的。文革期间少数被冲击自杀的军队一把手阎红彦也不是一定要倒台，云南“八派”二号头目刘殷农认为，阎红彦经过文革的洗礼后，很有可能会是后来“三结合”的革委会的主要负责人。
换言之，文革并不改变红四军人主要云聚地方的事实，这就是为何红四军人倒台少的原因——红四元帅和大将仅有徐向前和王树声，其中王树声虽然是委员但是无实权，徐向前作为统合全国红四干部的象征，也不能倒台，更别说毛泽东的宠臣谢富治，结果红四方面军反而生存良好，这并非毛泽东有意实现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