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为起草《历史决议》确定的一个重要写作原则是：“对历史问题，还是要粗一点，概括一点，不要搞得太细”；“大概我们的党史就要根据这个调子来写了，太细恐怕也不妥当。”[3]这就是著名的“宜粗不宜细”理论，借助这个理论，很多历史细节讨论被淡化了，尤其是对毛泽东时代的政治运动的前因后果以及发展过程、派系斗争都模糊化，这是不合理的。林蕴晖就对这种观点提出批评：“邓小平说‘宜粗不宜细’，是指做历史决议而言，并非泛指历史研究。一份决议不可能把所有问题都展开来叙述，它只需要对重大事件做出判断，而无需讲事情的来龙去脉、具体情节；历史研究不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谈何研究？”[4]只有对政治运动进行全面的分析，才可以理解政治运动的起因、经过、结果与影响，不管其后来定性如何，才可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更好地避免发生那些“不应该出现”的政治运动，对于毛泽东时代丰富的政治、文化和思想遗产进行扬弃。

本文是笔者早期习作，将会从新中国政治运动的形式、动因、扩大化和制约等多方面，对毛泽东时代的政治运动进行考察。

一、政治运动有哪些

周雪光认为运动式治理的突出特点即是暂时打断、叫停官僚体制中各就其位、按部就班的常规运作过程，意在替代、突破或整治原有的官僚体制及其常规机制，代以自上而下、政治动员的方式来调动资源、集中各方力量和注意力来完成某一特定任务[5]。从中我可以提炼出政治运动的一些特点是打断当前官僚制的正常运行，采用官僚制之外的力量进行干预，从而达成某种政治目的。新中国从1949年建国，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全国性的政治运动数量就十分惊人，下面就是部分毛泽东时代的政治运动及其持续时间：

镇压反革命运动（1950-1952）；三反五反运动（1952）；高岗、饶漱石反党案件（1953-1955）；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1955）；肃反运动（1955-1958）；整风运动（1957）；反右运动（1957-1958）；大跃进运动（1958-1962）；四清社教运动（1963-1966）；文化大革命（1966-1976）

这仅仅是全国性大规模政治运动的名单，具体到诸多政治运动中，在不同阶段还有不同的政治运动，例如文化大革命期间就有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清查“五一六”运动、“一打三反”运动、批林批孔运动等等[6]。而大跃进时期也有反瞒产、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集团等等政治运动。

对于不同的政治运动中受到冲击牵连的群体人数，本文先根据相对可信的资料做出统计，将比较范围大的几次事件牵连人数以及被“戴帽”（即被贴上政治异己人士标签）的人数进行列举：

注释：1.土地改革运动数据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 1949-1952 农村经济体制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1992年，第410页。两项数据均为富农人数加上地主人数。

2.镇反运动数据来自《徐子荣关于镇反以来几项主要数字的统计报告》,1954年1月14日，转引自杨奎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建国史研究1》，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17页。牵连人数为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报告的拘捕人数，戴帽人数为枪毙和关押人数之和。另外，互联网流传“据1996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四个部门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报告称：从1949年初到1952年2月进行的‘镇反’中，镇压了反革命分子157.61万多人，其中87.36万余人被判死刑”，由于没看到原始报告，此数字不予采纳，见杨继绳：《道路·理论·制度——我对文化大革命的思考》，《记忆》2013年104期。

3.三反运动的数据来自安子文的报告，见安子文：《安子文关于结束“三反”问题的报告》,1952年10月18日,张培田主编:《新中国法制研究史料通鉴》第二卷,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049-2050页。“牵连人数”为被查出贪污的人数，“戴帽人数”为被判刑人数。

4.肃反运动数据来《中央批准中央十人小组关于全国肃反会议情况的报告》，1958年9月22日。陕西省案馆，全宗123，目录40，案卷19，页35-37。转引自林蘊暉：《中華人民共和國史 第二卷 向社會主義過渡──中國經濟與社會的轉型（1953-1955）》，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558-559页。在第四次肃反运动尚未结束的时候，中央十人小组提交的报告显示揪出反革命和坏分子37万人，牵连人数绝对要上百万。

5.反右运动数据来自丛进：《1949-1989年的中国：曲折发展的岁月》，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61页。中央估计“右派”为55万人；受到影响的人数则估算上百万，根据沈志华的观点，在五十五万右派之外，还有大量的“中右分子”、“反社会主义分子”以及无法统计的受株连家属。其中仅“失去公职”者就有十六万人，因此总体受到牵连和影响人数上百万，见沈志華：《中華人民共和國史 第三卷 思考與選擇──從知識分子會議到反右派運動（1956-1957）》，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687页。郭道晖认为，根据解密后的中央档案全国划右派总数3178470人，还有1437562人被划为“中右”，由于缺乏可信来源所以不予纳入。见郭道晖：《毛泽东发动整风的初衷》，《炎黄春秋》2009年第2期。

6.反右倾运动数据来自丛进：《1949-1989年的中国：曲折发展的岁月》，第394页。书中提到邓小平说“影响的人有几千万”“全国（甄别干部人数）估计总有1000万”[7]，以“影响的人”和“甄别人数”作为牵连人数和被打为右倾（戴帽）人数。

7.四清运动数据来自羅冰：《毛澤東發動社教運動檔案解密》，香港：《争鸣》月刊2006年2月号。戴帽包含敌我矛盾的和敌我矛盾算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两种人；牵连人数是“接受了批判、帮助和自我检查”的人数。罗冰的数据缺乏可靠出处，因此存疑，但是官方没有给出相关数据，因此只能使用该数据。但该数据在数量级上具有可信度，根据宋任穷的记载，到1982年，全国彻查四清运动中处理的案件63万件，可见牵连人数肯定有几百万，若一件事件牵涉不止一位戴帽人员，那么80多万人确实不算夸张数据，见宋任穷：《宋任穷回忆录续集》，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第67-68页。

从上述列举的中国政治运动列表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几乎每年都处于政治运动之中。但是不同的政治运动的动因、参与者、表现形态、采取的策略，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的地方，这是本文关注的地方。

二、政治运动的形态

（一）两种政治运动

对文化大革命到底持续了多久，学术界是存在着争议的。如果不算官方于1977年和1982年分别宣布了“十一年”（1966-1977）和“十年”（1966-1976）的定义，那么还有“三年文革”说，也就是以1966年“五一六通知”到1969年中共九大为结束，刘国凯、陈佩华是这个观点的代表[8]，费正清在《伟大的中国革命 1800—1985》中虽以1965年底姚文元评《海瑞罢官》为文革的起点，但是基本也认同“三年文革”说；国防大学教员王年一和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卜伟华也认为存在“广义文革”和“狭义文革”[9]，后者指的就是这三年。

为何存在“三年文革”说？卜伟华对比1966-1969和1968-1976年两端历史的时候强调：“前三年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是暴发式的，最为混乱、无序，而后七年的动则基本上是在有序的框架内运行;前三年全面的党政领导体系基本上都经历了从被砸烂或瘫痪到重建的过程，而后七年党政领导体系始终都比较健全:前三年社会运行的基本形态是群众运动，后七年则基本恢复到文革以前的一切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模式。”[10]

换言之，文化大革命期间存在两种政治运动的模式，一种是后七年那样以党为领导，从上到下镇压敌对分子；另一种是前三年那样自下而上，由群众砸烂党政机关，自发镇压敌对分子。

（二）自下而上的政治运动

公众视野里的“十年浩劫”更多指代是自下而上的文革，也就是“狭义文革”，其中充斥着无秩序、混乱、无政府。这种自下而上的革命最具代表性是“红卫兵的红八月”：1966年8月1日以后，特别是在“八·一八”大会以后，以普通学生为主体的红卫兵响应毛泽东的号召，采取了形形色色的“革命造反”行动。红卫兵在北京对“牛鬼蛇神”进行打骂、凌辱和抄家，据统计，1966年8、9月，北京市打死1000多人[11]。对过去的高级官僚的打击也不少，1966年12月3日晚至4日晨，一夜之间，多位副部长以上的领导人被抓走了，抓捕他们的不是党内或者国家的监察官僚，而是四个艺术院校的红卫兵，带头的是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这件事开了文革期间随意绑架高级干部的先河，开创了群众乱揪领导干部的先例。[12]和周雪光等学者对运动型治理的论述更多侧重于国家由上到下、上面分配任务下面抓捕敌人不同，文化大革命前三年的政治运动是自下而上、由红卫兵对上级官僚抓捕夺权。

（三）自上而下的政治运动

但是这种自下而上的政治斗争在文化大革命之前的社会运动种是少数，绝大多数社会运动都是自上而下，由党和政府领导进行。以文革之前由刘少奇领导的四清运动为例，四清社教运动中的模板是王光美领导的“桃园经验”，其执行者是工作队，工作队采取“扎根串连”的做法，开始了背靠背的揭发斗争，终于现了桃园大队支部书记吴臣为中心的一个“大案子”[13]，并且将其统统罢官并且进行政治斗争。上级的工作队代表着权威，对下层的政治斗争风向掌握着权威，王光美也因此可以在桃园县挖出一个“大案”，说到底还是工作队相信基层存在“阶级敌人”。刘少奇在文革后率领工作队进入高校进行反右派也是这个模式。

同理，反右派运动中，在初期基本群众的“自发批判”、反击声势造成之后，中共中央将这场批判运动引向深入，[14]在这之后，各地党政干部主导下，深挖各个部门的“右派分子”，如清华大学钱伟长在运动初期满不在乎，6月19日“还洋洋得意地在自由论坛上讲话”。于是，学校组织了各种会议对他连续发动进攻，特别是召开了两次万人批判大会，“才把他打败”。[15]

（四）两种政治运动的共性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不管是哪种政治运动，其必然受到最顶层（毛泽东）的支持才可以进行。国内外对社会运动研究经常立足于“理性人”和“非理性人”两个角度[16]，官僚和民众对两种政治运动的参与体现了理性和非理性在政治运动的作用：无论是哪一种政治运动，如果没有毛泽东的认可，地方官僚几乎没有独自发动的动力，而民众畏惧官僚的威权，不敢主动造反，因此在大多数环境中都跟随着官僚组成的工作队“有序”地参与政治运动。底层冲击上层的文化大革命的全面爆发，要等到毛泽东发布《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并且在8月1日，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了支持信。在武汉，随着毛泽东对工作组的斥责，红卫兵摆脱了武汉地方官员的约束进行破四旧。[17] 哪怕是政治运动爆发后，官僚和红色组织的行为也更多是揣度毛泽东和中央官员的意思，并且借助毛泽东的名言作为自己的论据。

但是，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或者以毛泽东思想作为行动的“准绳”，很难被视为理性行为。虽然王绍光试图以人不容易认识自己理性的动机解释红卫兵们为什么自述当时的非理性行为[18]，但是对毛泽东的盲目崇拜、认为毛泽东说的都是对的[19]，这种行为很难说和理性有关系，政治运动参与者在毛泽东的决断之内进行理性计算和决策，这本身就是以前述非理性个人崇拜为基础。赵鼎新指出，一个社会运动的组织性越差，其参加者就越有可能依据既有文化文本中的一些固定方式行事[20]，文革个人崇拜的巅峰就是在红卫兵最活跃的文革初期，旧秩序的崩坏下，松散的红卫兵组织很容易使得其中的成员产生对社会超文本（对毛泽东的崇拜）的高度认同。

三、政治运动的对象

（一）建国初期的政治运动对象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的政治运动横跨30年，其动因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在建国初期，最主要的社会矛盾是中国共产党新政权和旧国民党政权、美帝国主义等外部势力的斗争，刘少奇在1949年《代表中共中央给联共（布）中央斯大林的报告》的秘密报告中提出“所谓外部矛盾与外部斗争，就是它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国民党残余势力的矛盾和斗争。这在推翻国民党政权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是存在的，并且仍然是主要的矛盾和斗争。”[21]旧中国留下来的会道门组织、土匪和国民党潜伏及派遣人员相结合,结果自然也就强化了对新政权的反抗活动，华北局报告称:“匪特的反革命活动已不仅限于隐蔽的造谣、暗害、破线、破路等卑鄙行为,且已走上公开的直接的武装暴动的阶段。”[22]所以，镇反运动的主要对象是对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

（二）针对党内的政治运动

在镇压反革命分子以及西南剿匪之后，中共建立了初步的城市秩序，并且加强了国家对城市基层的控制能力。在这基础上，政治运动的有两个关注点：防止“右派分子”夺权和防止党内腐化。这两条道路也标志着政治运动的对象的不同。

防止党内腐化的对象主要是党内的官僚。毛泽东秉持“继续革命论”，他认为要不断进行自我革命，防止作为先锋队的党员的自我腐化，堕落为走资派，因此需要采取持续的政治运动打击“堕落分子”。毛泽东在他的生命中介之前对未来革命的预测是：“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一万年以后矛盾就看不见了？怎么看不见呢，是看得见的。”[23]在毛泽东的哲学，尤其是矛盾论中，继续革命是必须的，只要有阶级矛盾，就会有革命。

对继续革命强调与否，不仅基于中国的情形，也受到国际大环境的影响。“三反运动”就是毛泽东根据以刘青山和张子善为代表的贪污分子案例，注意到建国后党内存在的贪污腐败问题，遂发动的政治运动；[24]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虽然和继续革命论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其爆发的前因是毛泽东担心刘少奇等党内官僚维持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关系，即在城市保护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在农村土改后推动富农路线，会导致两极分化和资本主义的复辟，因此借助高岗对刘少奇进行敲打[25]；四清社教运动的开展，则是毛泽东在大跃进后，观察到分田风等为了挽救危局的举措，认为毛泽东认为，在严重的困难面前，党内普遍已对走社会主义道路发生了“动摇”，开展阶级斗争解决干部作风问题势在必行[26]；四清运动的进行并没有让毛泽东感到心里宽慰，反而刘少奇的领导让他更担心反修防修问题，并且相信党内高层中存在大量“形左实右”甚至“形右实右”（指刘少奇）的官僚，重点要整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27]出于这种认知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将“高层走资派”统统打倒，并且提拔姚文元、张春桥、王洪文等毛泽东信任的“无产阶级战士”进入中央身居高位。

但是在防止党内堕落（和修正主义化）的过程中，不可忽略外部因素的影响。其中，苏联对华关系是对本国政治运动开展最重要的影响，整风运动的启动和毛泽东受到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影响，为了避免出现波匈事件这样的颠覆政府的行动，毛泽东提出了他的著名学说——“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也就是发动整风运动的指导思想。[28]四清运动和文革的爆发，更是毛泽东根据“苏联已经堕落成修正主义国家”的理论出发，担心中国也会在高层出现一个赫鲁晓夫，在刘少奇等人对“三面红旗”的部分质疑中，毛泽东越发相信“中央出修正主义”的正确性，[29]1964年毛泽东在十三陵水库发出号召:“要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权”；在“五一六通知中”提到“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日后红卫兵将刘少奇称为“中国的赫鲁晓夫”，即是毛泽东受到苏联形势的影响对国内形势的判断。

（三）针对党外的政治运动

防止“右派分子”夺权的目标主要针对的是党外资本家、知识分子和旧官僚。其中，人数众多的知识分子（在反右运动前大约500多万人）的地位是最尴尬的存在。相比于“敌对阶级”的地主、反革命、反动会道门、土匪、富农等，知识分子不是敌人，他们在培养“又红又专”的学生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职能，中国共产党能够比较平稳地接管城市，也和他们的用户密切相关。最关键的是，相比于资本家和旧军政官僚，他们身上没有太多的剥削属性。

但是知识分子同样也不是同志，他们被整体视为“不纯”阶层，其主要依据是，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都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并曾为旧社会服务。[30]哪怕在知识分子最高峰的知识分子会议到整风运动开展时期，知识分子也并没有真的被认同为无产阶级的一员，周恩来的报告中对“知识分子已是工人阶级的一员”的观点没有被毛泽东接受；[31]毛泽东愿意让知识分子参与整风运动，也仅仅是是出于他对形势的乐观估计以及对他本人和共产党领导权威的十足自信，知识分子的自由和民主都是有限度的：对共产党的领导绝对不容挑战，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决不能有丝毫的背离。[32]所以当知识分子提出一系列激进的观点（例如罗隆基等人建议设置党外机构监督党的运行），毛泽东就认为党外的“右派”开始反攻，因此将整风运动转为“引蛇出洞”，决心对右派进行坚决的打击，最终55万知识分子沦为“右派”，在文革后平反过程中，他们中99%以上都是无辜的。

（四）政治运动的本质

两条道路的存在，本质是毛泽东时代敌我识别和政治分层的结果。卡尔施密特认为识别敌我是政治存在的基础，无独有偶，毛泽东也提出过“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33]政治分层就是一种识别敌我的体现，从朋友到敌人，每个人距离朋友的距离和自己所处的政治位置高度呈现负相关。政治运动也是识别敌我，所有政治运动的失败者最终都会被扣上右派、走资派、帝国主义走狗等敌人的帽子，这些人成为了“敌人”，“敌人”在实践中不断进行划分和重组。在文革前，每当“阶级出身论”和“阶级血统论”趋于沸点时，毛泽东都会予以一定的降温，在不断追求“纯化”的大前提下，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化消极力量为积极力量”，每隔若干年，都会小幅舒缓一下由极端强调阶级出身问题而造成的社会紧张，从而避免走向完全的极端主义。[34]这种划分敌我的政治运动热潮最终在文革期间走向巅峰，也走向终结。文革促进对立的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走向合作，使得过去以阶级划分敌我的政治运动彻底终结，取而代之的是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敌我划分。

（五）政治运动的影响范围和程度

针对不同对象的政治运动也导致政治运动对国家的影响不同。全民政治运动的范畴一般高于单一针对党内或者针对党外的政治运动，例如文化大革命的范围就远超过去的各类运动。相比于知识分子而言，对全体党员干部的政治运动影响和波及范围更大，1957-1958年的反右运动为55万知识分子戴帽，而在庐山会议后的党内反右运动错误打击干部和群众的规模，超过了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据1962年甄别平反时的统计，被重点批判和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和党员有三百几十万人之多。加上被定为“阶级异己分子”等类名目的干部、党员和群众共六百多万人，几乎是反右运动的10倍以上。[35]如果按照邓小平的说法，那么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的干部群众总人数达到惊人的八位数，这是土改后、文革之前牵涉面积最大、被打击人数最多的政治运动——当然，“右倾”终究和“黑五类”不是一种待遇，而且六百万人在1962年就被甄别完成，影响没有那么深远。

不同范围的政治运动的影响反映在经济上就是经济增长的不同。虽然在一五计划期间也爆发胡风、高饶、肃反等政治运动，但是因为对象主要是党员干部和知识分子，影响范围较小，加上苏联的援助，因此一五计划时期中国GDP年均增长11.3%，实际工资总共增长30%左右（直到1980年才重新达到这个水准）；1963-1965年虽然伴随着社教运动，但是GDP依然年均增长15.5%，实际工资增长23.1%[36]，这也是因为第一线的官僚们，如刘少奇和邓小平，关心的是农村恢复健康发展，这样，由共产党谨慎地控制社教运动就是防止运动失控的关键[37]，也推动了大跃进后恢复期的经济发展。但是，大跃进和文革的政治运动席卷全社会的时候，国民经济就难免受到冲击：1959-1962年全民所有制企业实际工资连年下降，1961-1962年甚至不如1952年；1966-1971年国内实际工资也因为文革“天下大乱”而持续下降。[38]

四、政治运动的直接动因

一般认为政治运动的爆发和社会矛盾有直接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就强调生产关系如果制约了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也会同时加强，革命就不遥远了；涂尔干视角下，社会与政治运动也和社会变迁引发的失范密切相关，人们对新社会的不适应产生怨恨或者新的意识形态激发了社会矛盾，从而推动社会与政治运动的发生[39]。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政治运动爆发原因也与此相关。

（一）政治身份的矛盾

政治分层产生的矛盾政治运动的发源，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起源。在毛泽东时代，官僚、知识分子各自拥有政治资本和文化资本，前者具有政治身份上的优越性，但是在政府运行的过程中依然需要借助后者参与计划经济决策和教育。安舟认为，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的矛盾——后者管着前者，又不得不依靠前者，是整风和反右运动爆发的原因。[40]

严密的政治分层本身就是政治运动爆发和扩大的温床，1958年后，在全民范围内，重视“阶级出身”的意识已完全扎根，它体现在城市和农村的一切领域，刺激各地创造出各种不同形式的斗争经验。1962年随着毛泽东越发重视反修防修和阶级斗争，政治运动在实践中已完全倒向“唯成分论”[41]，这也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出现大规模“唯出身论”的原因。在政治运动中，政治地位低下的人更容易遭遇批斗，例如毛泽东在直接打击“高层走资派”之前，首先对文艺界进行批判，并成立“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对文艺界贯彻毛泽东的意志，结果导致55名知名作家遭受批判，并在之后的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对高层走资派的批判，结果民主人士、旧资本家和知识分子接连挨整。

大规模文化大革命开始于中等和高等学校，教育则是文革之前各个行业中政治出身最复杂、矛盾最尖锐的地方。在高校教师中，出身不好的教员占据绝大多数，1970年清华大学教员中，出身剥削阶级和中间阶级的老师和助教占据全校教员的80%，其中60%的正副教授出身于剥削阶级。[42]王绍光就指出，在医院、科研所和文化机构，由于那里很大一批职工是知识分子，所以“资产阶级权威”和“孝子贤孙”就成为主要的斗争目标，正像在学校里那样。在那些单位里，通常有很大比例的人员受到批判。[43]文革初期的学生运动就是“学生打老师的革命”，根据调查文革中北京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卞仲耘的学者王友琴的不完全统计，在她调查的76所中小学校中，每所学校都出现过打老师的情况，不少学校甚至闹过人命[44]，这些学校横跨北京、南京、广州、天津、上海等大城市，有普通高中，也有女子中学或者外国语学校，也有不完全统计，1966年8月间北京市中学中遭打致死、自杀的教师、被记录姓名的有61人之多。

学生内部也因为政治出身的格局而产生了矛盾、出现斗争的潜在可能。在学校学生的出身中，除了占据全国总人口绝大多数的“红五类”以外，白领和专业人士在学生中人口比例非常高，剥削阶级出身的人虽然人数很少，依然占据一定的数量。表1是根据安舟和王绍光所统计的北京和武汉等地方中高等学校学生出身（60年代初期）和全国城乡居民出身比例（90年代）。所有学生的出身被分为“好出身”（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家庭）、“差出身”（资本家、富农、地主）以及“其他出身/中等出身”（白领或者独立专业人士）。由表1可以看出，虽然经过国家有意的“过滤”，差出身的学生在初高中比例很低，但是占全国总人口只有4.5%的中等出身的学生的比例很高；相比于初中而言，高中和大学更看重“唯才是举”，通过考试选拔人才，会将文化资本比较少的贫下中农学生过滤除去。因此在高中和大学中，中等出身和差出身的学生比例比初中高不少，在总数上经常可以压倒出身较好的学生。在表1中，只有武汉中等学校初中部的学生中，好出身的学生数量高于其他两类的总和。

注释：1.“我的估算”一栏将工人、贫农、中农视为好出身[45]，将资本家以及镇反运动、肃反运动被打倒的人视为差出身，将其他人视为其他出身。

2．坏出身中，地主和富农人数按照1950年土改后的占农村人数比例乘到1956年农村人数上，比例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 1949-1952 农村经济体制卷》，第410页；镇反和肃反运动的人数数据见前文表格，镇反人数为被关押人数（129万人），肃反运动的数据截至1956年8月（41811人），见《中共中央批发十人小组关于六月召开的各省市委五人小组负责会议的情况向中央的报告》，1956年8月12日，陕西省档案馆，全宗123、目录40，案卷I、页128-132，转引自林蘊暉：《向社會主義過渡》第556页；资本家人数按照1956年定为资本家、拿定息人数（86万人），见王绍光的演说《国企与工业化，1949-2019》[46]；

3.好出身中，1956年工人人数见《中国统计年鉴1984》，第109页，工人家庭按照一个劳动力供养3.36人进行估算，见《1956年全国职工家庭收支调查简要资料》，1956年，第1页，资本家同样以一个人供养3.3人计算；

4.其他出身的人数则用1956年总人数减去好出身和坏出身即得到结果。

5.其余数据来自安舟：《紅色工程師的崛起》，第73页；王紹光：《超凡领袖的挫败》，第43、45页。清华大学和清华附中的数据采用安舟列举的学生的估计。

因此，当文革爆发，全国党政机关瘫痪后，出身好的学生可以建立红卫兵组织在校园内对差出身的学生和教员进行批斗；而差出身和普通出身的学生也会参与造反派，对出身更好的保守派组织进行攻击。由于在中等高等学校中，出身好的学生并不占有压倒性优势，所以各方都相信自己能够在斗争中压倒另一派获得完全的胜利，他们都有参与政治运动的动机。

哪怕是无产阶级中，也存在积极分子、中间分子和落后分子，在1962年后紧张的政治环境下，中间分子要不被迫推向积极分子，要不就成为落后分子，这加剧了工人之间的两极分化，在文革前“积极分子和落后分子之间的冲突比任何时期都更严重和普遍”。[47]此类矛盾在文革期间爆发成工厂内的冲突——落后分子经常加入造反派，对抗积极分子组成的保守派。

童小溪认为，文革爆发前夕中国社会的矛盾，正是表现为革命意识形态的战斗性、警惕性日益强烈，而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却缺少民主的、公开的方式和渠道，两方面之间严重不可调和而最终矛盾爆发。[48]这一观点是正确的，前者体现在“唯出身论”的日益强大，社会观念日益两极分化；后者体现在社会边缘分子没有发声和沟通的空间，出身好的人和出身不好的人并没有调和双方矛盾的泄压阀，所以当文革爆发后，社会矛盾很快就激化，并且走向极端。事实上，除了1957年整风运动等少数情况以外，政治身份不好的人并没有向上谈判的资格，这也使得社会矛盾缓慢地堆叠，直到文革前加速，在文革时期大爆发。

（二）经济和收入的矛盾

计划经济时代的经济问题也是政治运动的起源。高华指出，毛泽东用区别对待的方式，分化敌对阶级和“不纯”分子，用金钱来剥夺城市资本家和知识份子的政治地位，但对底层“不纯分子”则辅之以经济收入的限制。[49]赎买政策让那些政治地位低下的资本家可以长期获得丰沛的收入，高级知识精英待遇也相当不错，这和工人的薪水没有可比性：高教和科研人员前12级月薪都高于62元，最高可达345元（13级也有52元）[50]，而毛泽东时代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工人年薪正常在600元左右，最高位661元（1964年）[51]，换言之高教前十二级知识分子的工资都高于工人平均工资。

与此同时，官僚工资相比于工人工资也高不少，行政27-25级（办事员和乡镇长）工资和工人差不多，但是16级（科长县长）就超过工人工资的最高值，10级及以上官员还享有特供和各类生活保障。[52]下表是根据李唯一的《中国工资制度》的数据，列出的60年代沈阳干部、高教教员、中小学教员、工业工人和服务业从业人员工资进行比较：

注释：数据来自李唯一《中国工资制度》第86-89，95，146-148页。其中干部工资选取的是沈阳（六类工资区）第27-15级工资；“中小学”第8-10级括号中是不同于中学教员的小学工资（11-12级工资只有中学教员才有）；干部、服务业和教员的工资的顺序改为递增，和工人工资顺序保持一致

在高收入、低地位的知识分子和资本家和高收入、高地位之外的人（尤其是落后分子），很可能像格尔说的那样产生欲望型相对剥夺感，社会能提供的价值总量（即价值能力）未变，但人们的价值期望变强（因为资本家和官僚），就会产生欲望型相对剥夺感，[53]从而在合适的时机加入政治运动。文革对对出身比较好的干部们的冲击十分惊人：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统计，在文革中全国被立案审查的干部共230万人，占文化革命前1200万干部的19.2%，虽未立案审查，但被错误批斗、关押的干部和受株连的人为数更多。其中，国家机关副部长和地方副省长以上的干部被立案审查的约占同级干部总数的75%；有6万多名干部被迫害致死；集团性的冤假错案近两万件，涉及干部达几十万人。[54]这些干部被批斗恐怕很难说和出身有关，除开那些被明确点名的干部，其他干部被批斗相当多的原因恐怕是民众对其待遇的不满。

除了工人和知识分子、官僚的收入差异，工人之间的收入也有差异。在计划经济时代，大量的工厂为了降低成本，雇佣临时工和合同工，在改革开放的前夕的1977年，国有企业在国家计划外招工的总人数占计划内招工总人数的13.5%。[55]这些劳动者的工资比正式工低，而且哪怕是走正规渠道的合同工，他们工资不仅更低，而且需要将一部分工资交给他们所属的村合作社或者公社。[56]相比于正式工来说，合同工和临时工渴望转正，但是这在计划经济常态下几乎不存在，那么当常态被打破，他们的经济诉求就可以得到表达。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合同工和临时工转正的呼声没有停歇过。1966年“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简称“全红总”）成立，在他们的压力下，12月8日，全国总工会经李富春批准，向合同工、临时工表示：支持他们造反；同意在文革中不得无故解雇合同工、临时工；合同工、临时工制度可研究改革，改革方案报国务院。[57]在体力劳动造反者的压力下，国务院在1971年11月30日发布了《关于改革临时工、轮换工制度的通知》，根据这个文件，临时工和轮转工可以经过民主评议、领导批准转为正式工，当时一共有900多万这类工人[58]，1971和1972两年间，800多万农民临时工被转了正。

除了合同工和正式工的经济矛盾，集体企业和国有企业之间职工的工资差异也让一些工人加入造反的行列。1984年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1983年全民所有制企业（国企）和集体企业职员年薪分别为865元和698元，国企职工工资明显高于集体企业职工。在文革期间，集体所有制企业的工人不仅仅是提出经济要求，而且开始擅自进行改革。有些人把小企业合并为大企业，并宣布他们是“国有企业”，然后，他们就给自己发放与国有企业正式工一样的工资和福利。还有其他集体所有企业的自发改革来提高职工工资。据说，在一个拥有58名职工的小工厂里，其中51人的工资提高了22.5%。除努力提高月工资以外，许多集体企业的工人以各种藉口用企业积累下的资金为自己牟利，而按照国家规定，这些公积金只能用于再投资。[59]正式工人之间的收入不平衡、且工资增长缓慢（而且几乎不可能超越国企职工）是正式工人参与政治运动的动机。

五、政治运动发起的结构性因素

政治运动的爆发除了社会矛盾作为参与者的参与动机，也需要相关的结构性因素为这些人提供支撑。尤其是在科层制等级有序、规章制度为本、即事主义等鲜明特点，以及组织成员即官员的教育、专业化训练、在组织中的职业生涯，以及由此产生的循规行为和文牍主义现象下，[60]官僚主动发动和领导政治运动的欲望并不强烈。因此需要一定的结构性因素和科层制的循规蹈矩进行对抗。

（一）运动型治理的传统

运动型治理是中国政治传统的一部分。孔飞力在《叫魂》中讲述的乾隆皇帝为了抓捕“叫魂”者，叫停京城官僚的日常运行，迫使他们专注于这一案件之上，就是运动型治理的经典案件。如上文所述，运动型治理特点是叫停日常官僚制的运行，由上级直接下达命令进行政治动员。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直就有运动型治理的政治运动，通过毛泽东和中央其他官员的一声令下，各地官员停止日常的行动，对党内外的“敌人”进行识别和抓捕。高饶事件爆发后，对东北局“高岗集团”成员的清查就是由罗瑞卿亲自参与监督，在东北高干会议上强迫张明远、张秀山等人做检讨，并且给他们扣上“参与高岗为核心的反党小集团”。[61]

（二）革命式列宁党的传统

和封建王朝的运动治理不同，新中国的政治运动还包含革命党的特点：直接和群众进行接触，这在封建王朝是很难想象的。一方面，在明清时期存在着“皇权不下县”的传统，官僚制停留在县一级，对底层老百姓只能依靠大量的非正式组织，例如保甲和里甲，这些组织一般是由地方德高望重的名人担任，对地方负有一定的保护职能，因此很难像新中国时期，在基层发动各类政治运动。杜赞奇将这些人或者组织概括为“保护型经纪”，他们是为了完成某些义务(否则要由吏役等营利型经纪来完成)，或有效地与国家政权及其代理人打交道，数个村庄自愿或由同家政权指令结成一些集体组织，这些组织往往承担起经纪的角色，但其目的不是为了营利，而是要保护社区利益。[62]

相反，作为革命党的列宁党，其关心于将自己的力量直接延伸到基层，对基层进行直接的动员。黄道炫分析苏区政权的时候指出，苏区组织的严密体系：党、政府、群众组织，环环相扣，层层相连，整个动员过程有宣传、有组织、有监督、有领导，堪称天衣无缝，因此比国民党更容易进行宣传和发动民力。[63]在解放战争的时候，这种强大的动员方式成为土地改革的基础，李里峰认为中共组织和动员能力的获得，又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其政治运作中的种种“权力技术”[64]，但是倘若没有深入基层的革命党体制，又如何实行这种“权力技术”呢？

在革命党体制下，政治运动又可以根据对现存官僚体系的改变与否（以及和群众的关系），分为两类：第一类政治运动（下记为类型I）并不改变官僚体系的结构，虽然暂停官僚制当前的运行，但是其目的是为了治理官僚体系之外的群众和党外分子，这类政治运动可以认为是运动型治理传统的延续和发展。

建国初期的镇反运动就是代表，镇反运动不改变国家在城市和农村的组织——这一运动本身就是公安等部门领导的，而是集中力量镇压党外的反革命分子。镇反运动时期，上海市军管会及其市政府于1951年4月27日晚组织了由军队、警察、干部和工人、学生组成的4445个行动小组,约3.6万人,于午夜之后在全上海进行了突击搜捕，抓捕8000人。[65]这种动员模式中，党的领导人相信，群众中存在很多坏分子，群众没法依靠自己的能力去解决这些人，必须在党和积极分子的领导下予以肃清，通过这些政治运动可以实现对人民的教育。毛泽东在镇反运动期间就强调：“广泛地进行宣传教育工作（各种代表会、干部会、座谈会、群众会，在会上举行苦主控诉，展览罪证，利用电影、幻灯、戏曲、报纸、小册子和传单作宣传，做到家喻户晓，人人明白），打破关门主义和神秘主义。”[66]

另一类政治运动（下记为类型II）的发起则是停止官僚制的正常运行，由上级直接派工作组或者工作队进驻相关官僚机构，发动群众对官僚制进行批斗，批斗对象不限于党内官僚，也包括知识分子和资本家。这一种运动型治理和发动群众结合的类型，主要针对党内的官僚。延安整风运动就是代表，延安整风运动的高潮“抢救”运动，就大力发动群众运动，通过召开坦白大会“，形成坦白运动的潮流，造成群众的压力与群众的清查运动”，最终“依靠群众的喉咙，依靠群众的拳头，依靠群众声势汹汹的态度”，“即可清出大批特务与各种有政治问题的人。”[67]

土地改革时期的贫农团也是发动群众的政治运动样板。老区、半老区整党期间，出于对基层党员干部的怀疑和整顿，工作队也大多采用撇开原有组织、直接访贫问苦的方式组建贫农团，由贫农团接管权力。[68]贫农团的制定需要工作队深入基层了解情况才可以发动，可以对基层的土改运动进行直接的干涉，打击基层的贪污腐败或者分田不均问题。

梁思文（STEVEN I. LEVINE）结合了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在东北经营根据地的经验认为，毛泽东和他的追随者根据革命经验相信无论不利的条件有多严重，也不管遇到多大的障碍，只要动员群众并有足够的意志和决心，革命目标就可以实现，毕竟他们假设农民无论如何，最终都会支持党制定的任何政策。这证明是一个代价高昂且致命的幻觉[69]，也是政治运动频繁爆发的策源之一。在这种经验指导之下，领导层不顾一切地推动变革，缺乏充分的规划，忽视可能的不利后果，急切地向任意设定的目标推进。这样的领导人更倾向于纠正变革初期犯下的“错误”和“过失”，而不是冒着变革速度放缓的风险。从此，领导集体越来越脱离农村生活的现实，忽视了他们错误政策的后果，而这些政策无论如何都是由农民而不是他们自己承担的。大跃进、四清运动乃至文化大革命皆是如此。

建国后，这种停止科层制的运行、发动群众进行斗争的政治运动模式得到继承和发展。在五反运动中，各地派出检查队，发动工人、店员等雇员揪斗资本家，从而搜集资本家违法乱纪的证据。例如1952年3月28日中南橡胶厂经理庄怡生、厂长颜希渊就被揪到群众大会上批斗，并被罚低头长跪一小时之久。大可颜料厂副理盛稼后身体虚弱，且有吐血旧疾,工人由晚上7点直斗到夜里11点,盛支撑不住昏死过去:被弄醒后接着斗还是检查队怕出问题,才宣布让他回去“反省”。[70]在四清运动中，各地也派出工作队下到各个基层组织中进行夺权，对基层干部进行揪斗，号召群众揭发干部的罪行。陕西省长安县进行“四清”时,工作队的斗争手段以揭发批判为主造成兵临城下,不交代问题不行的局面。对其中的“坏中之坏”“霸中之霸”,大张旗鼓地进行公判，打击其反动气焰,对大部分则采用“小战斗”的办法解决。[71]

当毛泽东越来越相信修正主义出现在中央高层后，他对上面两种由上到下领导的政治运动是否能真正产生强烈的不信任，于是放弃自上到下的运动治理，而是在文革初期仅仅采用发动群众的模式，虽然取消了地方官僚的权威，但是并没有另外派出工作队取而代之，而是相信民众识别敌我和自行组织起来的能力，他在1966年7月全面文革尚未发起的时候给江青的信中，就明确提出“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设想，并且相信“左派则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72]。郭德宏用《“文革”的预演》作为题目来介绍四清运动，具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并没有真的抓住文化大革命初期政治运动的本质。表3是根据上文总结的四种政治运动的发动结构及其代表案例。

（三）意识形态合法性

政治运动的发动必然离不开合法性。迈克尔·曼把社会权力合法性分为政治、军事、经济和意识形态四种。其中，对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发动政治运动有意识形态权力和军事权力合法性两种合法性作为支撑。

赵鼎新指出，意识形态合法性的核心是对于某种价值观或者信仰的遵从，韦伯的三种权力合法性中传统和个人魅力（卡里斯玛）都是特殊形式的价值观和信仰，它们都是意识形态合法性的特殊表现。[73]意识形态合法性对中国政治运动发起的作用在于，一方面，毛泽东是超凡领袖，经过长期革命战争的洗礼，以及延安整风运动后确立他在党内至高无上的地位，全国人民对他十分推崇，哪怕是刘少奇、周恩来这些党内高层官员，都一直在尝试跟上毛泽东的步伐，对毛泽东的观点也是支持和顺从为主，民间就更不用多说；另一方面，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抱有强烈的共产主义理想，渴望一步快进到共产主义社会，又对“修正主义”十分敏感，所以对各类以“建设共产主义”和“反修防修”的政治云的以主动地迎合或者被动地接受。

在强大的意识形态合法性之下，哪怕比较理性的官员和知识分子，都因为全体人民官员狂热的政治运动参与热情而不敢说话，产生“沉默螺旋”效应。大跃进期间，有一次薛暮桥和宋劭文去见陈云，希望陈云找毛泽东谈谈他对“大跃进”中的一些问题的想法，陈云说：“现在不是毛主席一个人热，全国许多领导都热，不吃一点苦头，这些话是听不进去的。”[74]像陈云这样的理性者都畏惧意识形态狂热而不敢进谏，在大跃进后调整时期，刘少奇与邓小平在协力推动的一些有违毛泽东偏好的政策与倡议，在毛诉诸“阶级斗争”并仗其权威下，虽然立即中止，但已经引毛疑心。刘、邓为了止息毛的怀疑，尽量依循毛的主张，[75]就算刘少奇贵为国家主席，也不敢违逆毛泽东的态度。

（四）军事权力合法性

军事权力合法性是中共历次政治运动的依靠。毛泽东早在革命战争期间就提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口号，并且在1945-1946年和国民党进行的和平谈判中，对部队改编问题寸步不让，拒绝让八路军和新四军完全国家化被国民党调遣[76]。同样，在建国后的政治运动中，军队是真正的后盾，“党指挥军”和军队对毛泽东的绝对忠诚让毛泽东可以使用军队努力实现自己的目标。

军事权力合法性最主要的体现在文化大革命期间，1967年1月全国性的夺权风暴，使各地党政权力架构陷入分崩离析的局面，处于混乱的无政府状态。毛泽东不得不动用军队这一强有力的国家机器，去填补地方党政机构坍塌而形成的权力真空，承担稳定全国局势的重任，尤其是在1967年后迟迟无法看到“从大乱到大治”的局面后，毛泽东愈发依赖军人干预武斗来稳定政权。

1967年1月，中央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军队正式介入地方文革，随后毛泽东提出了“三支两军”任务，让军队支持“真正的”左派造反派（支左）的同时，对政府部门进行军管。根据军管对象的不同情况，军管的形式大致分为三种：一为建立军事管制委员会，二为建立军管小组，三为派出军代表。

随着文革的深入，军队几乎接管了各级政权组织、社会团体和重要企业事业单位，这是在原有党政权力架构处于坍塌状态之下采取的一种措施。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967年3月至5月间，由中央批准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的有8个，占总数的28%。1967年，国务院共有正部（委）级机构48个，除国防部为虚设，公安部、文化部未实行军管外，实行军管的部（委）共45个。[77]

文革期间军人在政治上的地位也得到大大提高。1969年“九大”产生的21名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军人11人，占52.4%，其中林彪势力占主导地位；在九届中央委员（170人）和中央候补委员（109人）中，军人占49%，接近一半；各省、市和中央各部委的第一把手，也绝大多数是“支左”的军队干部。[78]因此，苏联塔斯社攻击文革期间中国为“军事官僚专政”，也所言非虚。这一现象直到“九一三”后，毛泽东拔除林彪军事集团的成员、让过去官僚干部复起才得以缓解。

（五）政治运动和例外状态

卡尔施密特提出的“例外状态”。施密特强调宪法中存在政治决断，这些政治决断是构成宪法的实质。在某些时候，政治上的妥协可以延迟决断的发生。但是随着政治形势发生变化，假妥协的肥皂泡迟早要破灭，根本问题上的决断回避不了。如果政治会议不能包含关于一国人民政治存在方式等实质性问题的决断，人们就可能在制宪会议之外以暴力或和平的方式做出实质性的决断。而主导决断的，正是主权者，主权者可以悬置宪法，在没有法律的约束下擅权进行决断来维护宪法。

在新中国，能主导决断的主权者到底是谁呢？实际上，毛泽东借助“枪杆子里出政权”已经回答这个问题——掌握军事权力合法性的人可以主导决断。无论是中国“党指挥军”还是西方“军队国家化”，本身就是当政者希望通过掌握暴力机器，直接进行决断。中国的政治运动何尝不是一种政治决断？对掌握军事权力的毛泽东而言，对局势的判断决定他是否需要悬置宪法，采用政治运动进行治理乃至决断。施米特认为，德国宪政的前提是德国人民作为统一体的存在，但是，这种统一体已受到多元主义等多种因素的破坏，因此他支持希特勒上台对民族统一体进行整合；对于毛泽东来说，他认为走资派和修正主义者的存在也破坏了无产阶级中国人民的统一性，因此悬置宪法，让全国进入例外状态、采用政治手段镇压走资派，也是合理的行为。

六、政治运动的扩大化及限制

在毛泽东时代所有政治运动几乎都存在扩大化和过激化的情况，在改革开放后对这些政治运动的受害者进行全面的甄别平反，以反右倾为例，被划为右派的55万知识分子中，只有3000人维持右派的原判，99.99%的人都被重新判决为非右派[79]。而早到建国初期镇压反革命运动期间被枪毙的朱自清的长子朱迈先，因为高饶事件被牵连的潘汉年、杨帆，甚至在延安整风运动时期被批斗的王实味都被平反。如此巨大的政治运动扩大化，一方面有其原因，但是也有对其限制的措施。

（一）政治运动扩大化的结构性因素

在民间的叙述中，毛泽东经常被视为秦始皇式滥杀无数的暴君，从而将政治运动的扩大和归结为毛泽东的个人因素。这并不是正确的，毛泽东固然在文革前错判了局势，认为修正主义已经发展到了上层，但是他并不是暴君，他对政治运动的控制也没有后人相信的强大。结构性因素导致的政治运动扩大化式主要的原因。

无论是任何政治运动，上层得到下层实际情况从而进行决策，以及上级的决策如何及时到达基层从而指导基层执行政治运动，首先面临信息获取和传达的问题。工作组和科层制两种政治运动的参与者，各有各自在信息上的问题：工作组可以直接对准国家高层进行信息传递，减少了中间过程中出现信息失真的可能性，但是工作组和本地关系并不紧密，很容易在中央指导下错判形势，高估各地的政治运动对象的数量，最终产生了政治运动扩大化；科层制参与和主导的政治运动，相比于工作组来说，更能扎根基层获得具体信息，但是这些信息在向上传达的过程中要经过多级政府，很容易失真，同样为决策产生误导。当下级报告各地打出越来越多的敌人的时候，尤其是地方出现“政治运动锦标赛”，很多地方将扩大化的成果报给中央，北京就很可能错判形势，认为还有大量隐藏的敌人需要被挖出来，所以督促指标还不够的地方加紧抓人。

在镇反运动中，毛泽东就曾经根据各地的反革命人数的比较，督促一些镇反人数比较少的地区增加镇反人数，例如1951年1月17日,毛泽东注意到湘西21个县仅军队就处决反革命4600余人,并且还准备在今年由地方再杀一批，他认为人口密度更高的河南处决3000人、华东几个人口大省总共杀了2911人的情况和湘西比明显杀人不够多，因此认为其他几个省（尤其是新解放区）匪首恶霸特务杀得太少，要大杀几批。[80]

毛泽东未必不清楚这个问题。为了实现对政治运动的直接领导，在文革期间毛泽东抛弃了科层制和工作组，在天安门广场接见大量的红卫兵，试图通过直接见面的方式发挥自己的个人魅力，从而加强他对政治运动的控制力，而让底层红卫兵不受到官僚的左右。但是，能够得到接见的红卫兵相比于全国绝大多数人是少数，根据逄先知、金冲及编撰的《毛泽东传》，毛泽东在1966年8月到11月八次接见了1100万人次的红卫兵和革命群众，其中红卫兵900万人不到[81]，占1966年年末总人口（74542万人）的1.47%，每67.7人中就有一个接受过毛泽东的接见。不过，要考虑到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不平衡性：北京革命群众和红卫兵比外地更容易见到毛泽东，一个红卫兵也可以多次见到毛泽东，实际接受过接见的红卫兵和革命群众数量是要小于1100万。工人造反派的大规模出现要等到1966年12月26日毛泽东表达对工人参与文革的支持：“任何阻挡这场大革命发展到工人农民中去，一切抵制工人农民搞文化大革命的论调，都应该驳斥，都是错误的。”[82]而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在此之前，在文革中席卷全国的工人造反派并没有得到接见，实际上，在工人造反的时代，中央对地方文革的信息来源，除了各地没有被打倒的官僚，就是各地的大型红色组织派代表前往北京进行汇报，例如广西“联指”和“四·二二”两派代表均于1967年6月1日在北京被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等中央领导人接见，听取两派的意见。[83]群众组织上京产生的信息扭曲程度实际上和文革前的工作组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就算红卫兵可以见到毛泽东，毛泽东也很难对每一个见过的红卫兵提供详细的指示，红卫兵和造反派得到的“最高指示”也很难给他们提供实际有效的指导。毛泽东强调“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的主要对象，是暗藏在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84]“要集中力量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85]但是谁是走资派，哪些人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成员？毛泽东没有明说，他将分辨敌我的职责交给地方：“那里有武斗，必然有后台，让他多表演一下，越表演越孤立，使群众看得更清楚，群众孤立他，就好办了”[86]，被人民孤立的就是坏人。但是各地干部都在翘首以望毛泽东对走资派的判断，毛泽东既然无法给出准确的判断，党政机关又在文革中瘫痪，地方政治运动缺少具体的权威，大部分红卫兵和造反派只能根据自己的看法对“最高指示”进行解释和行动，“最高指示”的含义模糊性又给予了红卫兵自主解释的空间。[87]因此文化大革命很快就脱离了毛泽东的预期和掌控。

1967年10月毛泽东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强调“打、罚跪、挂牌、戴高帽不好，这样把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破坏了”“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88]但是就在张春桥传达毛泽东的意图后，1967年11月贵州组织对抗依然继续，8月份被“8·18兵团”踏平的“4·11兵团”又在贵阳重组，和“8·18”展开分散地下斗争[89]；1967年12月16日广西革委会筹备小组和广西军区遵从毛泽东的指示，要求自治区各个组织停止武斗、不准抢夺武器、不准随便打人杀人，但是这之后各地乱杀人的情况依然时常发生，以致广西造反派“四·二二”一些成员组成“反屠杀控诉团”，要求军区制止保守派“联指”对他们的攻击和武斗。[90]可见，就算最高指示传达到地方，也很难按照毛泽东的意图得到贯彻。

反过来说，地方官员对中央扩大化的决策也是执行为主。岩井茂树分析当代中国的地方财政危机和农村的摊派问题时指出，在集权体制下，只要能够优先保证上级权力机构的利益，那么，对于地方上的“非法”、“不合理”的摊派便予以纵容。[91]同理，对于各级政治运动参与官员来说，对上的负责的心态让他们只需要完成上级摊派的政治任务，至于此类任务是否符合地区真实情况、进行政治运动的对象是否真的符合要求，他们并不在乎。既然政治任务无法完成可能受到惩罚，扩大化却不会怎么样，他们当然不会很谨慎地开展政治运动，尤其是上级对地方施加压力的时候，地方政治运动锦标赛就无可避免。

三反运动期间，受到毛泽东对抓“大老虎”的激励，华北局严令各地委及省属市委必须“做出打虎的具体计划,有必成数,有期成数,根据情况发展,还应追加数字”。以此来作为评定各部门领导人对“三反”斗争是否努力的标准；四清运动也[92]免不了这种地方上的政治运动锦标赛，1964年四清运动期间，各省省委相信，本省内干部和单位职工走资派和堕落分子的比例极高，陶铸总结认为：领导权不在我们手中的三分之一可能打不住！广东的40%可能比较接近实际。[93]因此，各地的工作队以“接近一半的单位不在手中”为准绳，对各地政权进行“夺权”，不顾实际地折磨地方干部以迫使“四不清”的干部供述自己的罪行，哪怕是子虚乌有也不在乎，瑞金县四个大队185名干部中，有50%以上被非法斗争，18位大队级别的干部中有60%被非法斗争，非法斗争包括游街、体罚、罚跪、软禁甚至是酷刑到逼死人。[94]

地方过激化和中央错判形势之间呈现相互促进，形成了中央和地方的政治运动指标锦标赛，并且导致全国性的政治运动过激化。

（二）划定指标方法对政治运动的双重影响

划定指标是政治运动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其对政治运动的影响具有双重性，既可以限制也可以扩大政治运动的范围，也符合指标制定者的主管预期。在1950年发动的镇反中，毛泽东采取了一种战争式的思维，运用数字管理的方式镇压反对势力。毛泽东认为一般城市杀人至少应达到当地人口总数的0.5‰，敌情严重的地区,可以达到1‰，个别地区亦可突破,但不应超过1.5‰。[95]

有人认为按照指标进行政治运动是毛泽东的个人发明[96]，是苏联没有教授的内容。我认为这种指标化管理可以从近世中国的财政中找到灵感。岩井茂树对明清财政分析中提炼出“财政原额主义”，强调在明清时期，以土地税为主要财政收入的中国，会尽量确保自己的税收处于定额[97]。明代自1430年后每年的田赋计划收入一直保持在2700万石左右，[98]；清代自康熙“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后，其财政收入保持4000万两白银不变。无论是明朝还是清朝，其财政原额主义的目的是维持财政收入和政府运行的同时，尽可能实现赋税征收的可控，减少老百姓的负担，因此，清朝在很长时间农民负担要低于北宋以及之前的王朝。从财政原额主义，我们可以看到确定指标来控制政治运动的发展的传统，我怀疑毛泽东制定指标也和这一传统逻辑一脉相承。

划定指标进行政治运动并不只有镇反运动。在土地改革期间，1946年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五四指示》）对乡村阶级结构的基本论断是：农村地主、富农约占8%[99]，因此对土地改革的斗争理论上需要划分8%的地主富农作为斗争对象；三反运动中，毛泽东向中南和华东军区指示：“各大军区和你们清出的老虎都太少。像华东中南西南三大军区系统估计至少有大老虎二百个以上,华东中南可能更多,千万不要让他们溜走了。望各大军区提出一个大老虎的估计数字告我为盼(中央一级估计至少可以打出七十只大老虎)”[100]；肃反运动认为绝大多数全国机关单位人员都是好的（百分之九十几），但是反革命和其他坏分子比例占的5%[101]，这也是最早出现5%敌人的记载；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中央下发和转发《关于划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标准和处理办法》等文件，规定戴“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的人,应限制在国家供给的、脱产的党员干部的范围以内;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人数,应限制在党员干部总人数的1%以下[102]；社教运动纲领《前十条》中，包含了“两个百分之九十五”，即“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的基础”[103]；“两个百分之九十五”的指标甚至影响到文革，对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有突出贡献的23安装工程公司（最先叫103公司），在清理阶级队伍中，“牛棚”里关的人越来越多。军代表在群众专政大会上讲：“有人说，抓的人太多了。多什么？！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团结两个95%，剩下两个5%，加起来，就是10%。我们要按10%的比例抓！”[104]由此可见，按照指标进行政治运动在毛泽东时代的政治运动中非常常见，下表是见于记载的部分政治运动的指标和范围以及最后的结果。

注释：1.土改运动地富实际情况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 1949-1952 农村经济体制卷》，第410页，地主和富农比例总和

2.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实际情况见杨奎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 1》，第217页

3.三反运动缺乏全国性的指标，但是根据杨奎松的分析，创造冤假错案并不少，大概率是超过指标，但是后来很多都被复核销案。参见杨奎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 1》，第299-301页

4.肃反运动的实际情况参见林蘊暉：《向社會主義過渡》，第558页

5.反右倾运动中实际被打成右倾分子人数直接参照前文，其中干部被打倒不低于400万人，鉴于当时干部总人数也就1100万人[105]，哪怕算上解放军数百万人，超过1%是必然的。

5.四清运动缺乏明确数据，但是根据开展情况大概率是超过5%的指标

从上表可以看出，载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以后，毛泽东治下政治运动的范围从全体或者大部分国民（土地改革）缩小到干部、军人以及知识分子这几千万人之中。这暗合了毛泽东本人“继续革命”和“依赖群众”的理想。毛泽东多次强调反对官僚主义，担心坏分子混入队伍中，因此需要大搞政治运动清理干部队伍。相反，他比较信任群众，相信依靠群众发现敌人是最好的办法。也正是因为毛泽东相信靠着党员自己无法自我革新、坏分子混入党内高层，他才希望发动群众批判党内反革命分子，只是随着文化大革命铺开，全社会都被卷入无政府的混乱之中，迫使毛泽东不得不依靠军人维持秩序，最后又把老干部复起。这也是为何文革是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因为它打击范围大大超过了1950-1966年之间任何一场政治运动，也是毛泽东对不断政治极化的社会的局势认知的结果。

在实际操作中，按照指标进行的政治运动通常会超过实际情况，例如陕西关中地区地主极其稀少，渭南专区13个县第一期土改区内地主和富农只占总人数4.28%，而且实际占有土地也远小于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论断的70%-80%。[106]另外，就算存在指标的指导，各地政治运动也很容易因为前述机制过激化，例如在土地改革期间，据冀南区总结，复查中受伤害的中农一般占到了被斗户的40%以上，实际土改过程中工作队很容易将生活稍好或有轻微剥削的中农划成了地主、富农。[107]

但是，必须承认，如果没有指标的约束，那么在斗争过程中，到底会涉及多少人就是无法控制的因素。例如山东省在镇反时期就意识到在土改和镇反过程中被杀人犯又接近了总人口数的0.5%，接近了毛泽东的指标，故省委早就认为“这个数目已经到了不能再高的限度”，因此停止镇反杀人。[108]如果实际政治运动的数目接近甚至超过指标，中央和各地政府应该会注意到这一点并且加以约束。另外，除了如上文所述毛泽东在镇反时期对不同地区采取不同的指标以外，一些地方会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指标，如东北局在缩小打击面的报告时候调查得出东北“地主、富农合共占户口百分之十五、十六，人口百分之二十三、二十五”，可以采取一些缩小打击面的策略（如重新划分成份、拉拢部分富农打击恶霸地富等）将“人口缩到百分之二十以下，户口到十四以下”。东北局还分析为什么地富人口比例高，是因为征兵数量巨大：“今年又将成立四十二个团。估计四十五万人上的线，这也相对的增加了农村地主、富农的人口比例。”[109]尽管地富实际人数比土地大纲规定的大得多，但是东北局依然可以采取灵活的政策进行土地改革。

一些学者认为这种数字化管理既可以促进运动，也可以限制运动，是一个控制运动进度的“阀门”。 罗瑞卿在肃反工作会议上回答“为什么要将反革命和坏分子比例定为5%”的时候指出，5%左右是很重要的规定，是一道很重要的防线。如果没有这道防线，则“左”的偏向会更大。开始时很多地方说没有那么多，但是运动一起来又都冲破了5%。5%左右的规定防止了斗争面的过宽。另一方面，5%左右也起了防右的作用，我们说有5%左右的反革命分子，你为什么不开展反呢？5%只是个估计，不能恰巧和实际情况一样，不能对每地方有多少反革命都一个一个估计得十分准确[110]。可见，中共确实自认为指标是一种“阀门”，需要通过指标限制运动过火，或者防止漏掉“敌对分子”。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并非不知道就算有指标，过火也时常发生，但是很明显他们认为这种过火是一种“必要的牺牲”，只要能打败反革命分子，牺牲多一点又怎么样呢？

关于“必要的牺牲”，毛泽东就曾做出过说明。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时候，他对镇反杀人提出过辩解：“杀错了的人，有没有呢？也有的，大肃反[111]的时候，一九五○年、一九五一年、一九五二年、那三年的大肃反也有的。杀土豪劣绅在五类反革命里面也有。但是根本上没有错，那一批人应该杀。”毛泽东最后依然得出“那一批人该杀”；对镇反的反思，毛泽东强调为群众路线积累的经验：“有没有过火的呢？有。有没有漏掉的呢？也有。过火的，漏掉的都有……犯错误，群众也得到了犯错误的经验，叫做犯错误，搞对了，得到了搞对了的经验[112]。”对于毛泽东来说，只要在政治运动的时候过火犯错可以及时改正，那么运动过火牺牲一些人也无妨。

“必要的牺牲”也不只有政治运动才有，对农村征收粮食方面，毛泽东和政治运动一样信奉“必要的牺牲”。1953年在回答梁漱溟描述农村和城市待遇是“九天九地”的时候，毛泽东直言：“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然须知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帮助了美国人[113]。”“大仁政”代表着长远利益、整体利益，“小仁政”代表个人利益、局部利益和眼前利益。毛泽东（以及其他领导人）认为，施行小仁政虽然可以让农民受益，但是影响大仁政的实施，也就是长远利益受到损害。例如中央在取消年终双薪（或年终奖金）制度和暂缓普遍实行年休假制度的指示中强调虽然这些措施使工人群众的一部分眼前利益和局部利益不能得到满足，但是实际上是从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出发的[114]。大跃进时期，为了城市，牺牲农村也是应当的，如邓小平曾经说过：“城市一旦出了问题，那比农村死人问题更严重。为了解决城市的问题，城市要精减人口[115]。”“粮食问题，主要是减农村人口的口粮标准[116]。”大跃进后期1961年5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为了挽救危局，陈云提出动员城市人口下乡减少城市粮食供应缺口，他注意到城市生活比农村好得多，动员城市人口下乡是一件很困难的工作，可见在进城农民的利益和解决农业生产问题中陈云选择后者，最后制定了《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市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就按照陈云的想法要求减少2000万城市居民[117]，之后才有毛泽东在1962年北戴河会议上的感慨：“二千万人呼之则来，挥之则去[118]。”大跃进产生了沉痛的代价，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又得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

（三）绩效合法性对政治运动的约束

不可否认的是，虽然政治运动扩大化几乎是必然出现的情况，但是在没有直观详细标准识别敌我的情况下，政治运动并没有走向彻底地无序，而是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被上级叫停。绩效合法性是制约政治运动及其扩大化的重要一环。中国自古就有绩效合法性的束缚，“水能载舟，亦可覆舟”，民生是皇权是否稳固的关键，这本质是封建王朝的绩效合法性，对古代皇帝肆意妄为的行为进行约束。

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这种绩效的压力依然存在，上海五反运动的结束，就是上海当局意识到这一运动继续下去会对上海经济造成很大的损害，华东局代理书记谭震林对中央建议：“目前资本家普遍表现惶惶不安,对退补的负担很重,对今后如何经营无所适从”“上海的成品积压,除堆满了公私仓库外,尚有不少物品在露天搭棚存放,输入的棉花只好放在船上。农产品价格下跌,已影响了农民春耕资本:工业品价格下跌,已打击了再生产力”，因此要采取适当的手段安抚资本家，“必须与规定合理的利润相结合,不能把资本家当骡马骑,使他们无利可图,否则就无人愿意做资本家。”[119]中共中央对此表示赞同意见，并且强调发动资本家进行经济建设和发展的重要性：“大体按此比例定案,我们就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完全取得主动,而使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使资本家重新靠拢我们,恢复经营积极性,使工人不至于失业”“这样变动,(于)活跃市场,防止失业,是完全必要的。”[120]

社会主义制度全面建立后，形成了一批主管经济的官员，例如李富春、陈云等人，他们和刘少奇、周恩来等人一起主导对经济发展的计划。在大跃进后的调整时期，虽然毛泽东倡导反修防修，但是他们依然在夹缝中对经济进行恢复和发展，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政治运动的扩大化。1965年在宣传指导四清社教运动的《二十三条》的时候，彭真在多个会议上发表讲话，要求各地贯彻《二十三条》，他在演讲中对生产问题做出指导：生产极为重要,生产搞不好,别的工作都搞好也不行。生产搞不好,还有什么大好形势!生产千万耽误不得,生产耽误了,什么政权也好,都要完蛋的，不完蛋也要完蛋一半。[121]

作为最高领袖的毛泽东，又怎么可能不明白经济发展的道理？在郑州会议期间，毛泽东注意到农村出现粮食紧张的问题，虽然他将其归结为“反瞒产”导致，但是也认识到农村“共产风”对农民生活水平和劳动积极性的遏制：“公社在一九五八年秋季成立之后，刮起了一阵‘共产风’。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各种‘产’…….这样一来，共产风就刮起来了。即是说，在某种范围内，实际上造成了一部分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情况。”[122]在郑州会议后，毛泽东开始二次整顿人民公社，并降低钢铁指标，一定程度上进行纠“左”，直到庐山会议的召开，才导致“左”的错误卷土重来。

哪怕在文革期间，1966年8月8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这一条例作为《五一六通知》的补充，对文化大革命做出条条框框的说明。在这个决定中，明确指出要“抓革命，促生产。充分发动群众，妥善安排，就能够保证革命生产两不误。”[123]10月24日毛泽东在陈伯达执笔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中明确要求将“抓革命，促生产这两句话在什么地方加进去”[124]。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爆发、造反派开始全面夺权的时候，毛泽东依然对中央文革小组谈到“要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脱离生产搞革命，保守派不搞生产。这是一场阶级斗争。你们不要相信‘死了张屠夫，就吃混毛猪’。以为是没有他们不行，不要相信那一套！”[125]

在林彪、陈伯达和江青“斗法”的中共九大（1969年），林彪在宣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获得伟大胜利”的同时，拉出《十六条》论证：“要充分发挥各族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和创造性，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完成和超额完成发展国民经济的计划。可以断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必将继续促使经济战线和我们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出现新的跃进[126]。”大会主席团秘书处新闻公报中也强调：“大会号召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和全国各族人民，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用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实际行动，促进革命和生产的新高潮，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创立新的功绩[127]。”可见文革进行三年后，经济生产重要性一直都不容忽视。

甚至1973年“九一三”后第一个全国代表大会中共十大上，周恩来做的报告虽然斥责林彪九大上的报告提到“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是“刘少奇、陈伯达塞进八大决议中修正主义谬论在新形势下的翻版”，但是在报告最后依然强调：“我们要贯彻执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抓革命、促生产[128]。”1975年毛泽东在四届人大召开期间提出了要“安定团结”和“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方针，四届人大以后，周恩来身患重病，作为“资产阶级司令部”二把手的邓小平被启用代总理主持国务院工作，并在实际上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对经济进行全面整顿。[129]只不过对于毛泽东来说，只有在阶级敌人被清理的情况下，经济建设才显得很有必要，采取“错误的”路线发展经济，如走资产阶级路线是决不允许的，这是毛泽东的底线。所以，当刘少奇、邓小平发展经济的措施不触及“三面红旗”或者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毛泽东是允许他们实践的，反之，就算是分田到户这种农民们都支持的经济政策都会被毛泽东否决。

绩效合法性约束了毛泽东和中共官僚们发动和继续政治运动的能力，减轻其扩大化的程度。

结语

毛泽东时代此起彼伏的政治运动是学界关注和研究的重要内容。对政治运动考察不能仅仅局限于《决议》本身，需要结合各类原始资料和前人的研究，考究其细节，弄清楚其中的前因后果，并且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角度思考，尤其需要结合科学的研究方法对政治运动进行研究。

毛泽东时代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的共同特点是打断当前科层制的正常运行,采取外部强制力量实现某种政治目的。这些运动包括自上而下的领导型政治运动和自下而上的下层发起型政治运动,但无论哪种类型,都需要得到毛泽东的首肯才能发动。这些政治运动的作用对象不同,其对社会和国民经济的影响程度也有所差异。

毛泽东时代政治运动的爆发,与当时政治分层产生的政治出身和经济不平衡矛盾密切相关。由于缺乏适当的泄压机制,这些矛盾无法得到有效化解,最终引发了一次次政治风暴。此外,运动型治理、革命党传统和意识形态、军事合法性等因素也为政治运动的发动提供了支撑。

政治运动的扩大化又受到组织内部信息传递和”锦标赛”竞争的驱动,同时又受到指标化管理和绩效合法性的约束。因此,政治运动的规模和强度呈现出一定的波动性。

总的来说,毛泽东时代政治运动反映了当时专制政治体制下的弊端。

[1]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https://www.gov.cn/test/2008-06/23/content_1024934_4.htm

[2] 新中国第一部刑法的诞生 https://www.ycqfw.gov.cn/html/2021/xzgs_0727/19653.html

[3]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94、244页。

[4] 林蕴晖：重读“高岗、饶漱石‘反党’事件”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41519

[5] 周雪光：《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一个组织学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第125页。

[6] 对文化大革命的过程叙述可以参见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或者席宣、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简史》

[7] 令人疑惑的地方在于，《邓小平年谱》和《邓小平文选》均未记录邓小平说过“1000万人”，参见《邓小平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19页；5月11日，《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1705页。但是鉴于丛进的可信度，加上1962年23个省甄别干部和群众人数就有735万之多，哪怕胡绳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和《中国共产党历史》中都提到平反了600万人，姑且认为这个说法可信。参见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341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历史 第二卷(1949-1978)》，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607页

[8] 童小溪：《極端年代的公民政治：群眾的文化大革命史》，香港：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1年，第7-8页。

[9] 卜偉華：《中華人民共和國史 第六卷 「砸爛舊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動亂與浩劫 (1966-1968)》，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x-xx页。

[10] 卜偉華：《「砸爛舊世界」》，第794页

[11]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69页

[12] 楊繼繩：《天地翻覆:中國文化大革命史》，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6年，第154-155页

[13] 錢庠理：《中華人民共和國史 第五卷 歷史的變局──從挽救危機到反修防修（1962-1965）》，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309-310页

[14] 萧冬连：《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744-745页。

[15] 陝西省档案馆，123-43-10，页48-65，转引自沈志華：《思考與選擇》，第639页

[16] 赵鼎新：《政治与社会运动讲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15页

[17] 王紹光：《超凡领袖的挫败 文化大革命在武漢》，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2009年，第69-70页

[18] 王紹光：《超凡领袖的挫败》，第254-255页

[19] 如柯庆施所说“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参见阎长贵：《我参与了打倒陶铸》，载《炎黄春秋》2012年第7期

[20] 赵鼎新：《政治与社会运动讲义》，第225-226页

[21] 建国前夕刘少奇对新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思考 https://news.cctv.com/china/20071217/100307_1.shtml

[22] 杨奎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建国史研究1》，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2页

[23] 《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根据毛主席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多次重要谈话整理，并经毛主席审阅批准。）》（1976年3月3日），中共中央1976年4号文件

[24] 杨奎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建国史研究1》，第267页

[25] 林蘊暉：《重考高崗，饒漱石「反黨」事件》，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41-43页

[26] 郭德宏、林小波：《四清运动实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9页

[27] 萧冬连：《求索中国》，第786页

[28] 沈志華：《思考與選擇》，第460页

[29] 郭德宏、林小波：《四清运动实录》，第26页

[30] 高華：《身分和差異：1949-1965年中國社會的政治分層》，香港：香港亞太研究所，2004年，第31页

[31] 沈志華：《思考與選擇》，第54页

[32] 沈志華：《思考與選擇》，第300页

[33] 据说施密特受到过毛泽东的影响，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毛泽东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和施米特不知道彼此

[34] 高華：《身分和差異》，第59页

[35] 林蘊暉：《中華人民共和國史 第四卷 烏托邦運動—從大躍進到大饑荒（1958-1961)》，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520页

[36]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4》，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年，第21、460页

[37] 麥克法夸爾：《文化大革命的起源：浩劫的來臨，1961-1966年》，香港：新世紀出版及傳媒有限公司，2012年，第335页

[38]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4》，第460页

[39] 赵鼎新：《政治与社会运动讲义》，第75页

[40] 安舟：《紅色工程師的崛起：清華大學與中國技術官僚階級的起源》，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45页

[41] 高華：《身分和差異》，第46页

[42] 安舟：《紅色工程師的崛起》，第71页

[43] 王紹光：《超凡领袖的挫败》，第64页

[44] 王友琴：《1966：學生打老師的革命》，《二十一世紀》30 (1995): 33-48

[45] 虽然军人（1956年有360万人）和干部（976.8万人）同样是好成分，但是如果按照城市职工人数反推城市人数，会发现城镇职工家庭总人数基本上等于非农人口，因此不再计算干部和军人人数，职工平均一个职工供养家庭情况见国家统计局：《1956年全国职工家庭收支调查简要资料》，1956年，第1页。1956年非农人口数据见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第1页。

[46] 全文见https://user.guancha.cn/main/content?id=145793

[47] 王紹光：《超凡领袖的挫败》，第34页

[48] 童小溪：《極端年代的公民政治：群眾的文化大革命史》，第105页

[49] 高華：《身分和差異》，第37页

[50] 李唯一：《中国工资制度》，北京：中国劳动出版社，1991年，第147页

[51]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4》，第459页

[52] 杨奎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建国史研究1》，第456-457页

[53] 赵鼎新：《政治与社会运动讲义》，第80-81页

[54]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历史 第二卷(1949-1978)》，第967页。

[55] Zhou Yixing. (1987). Urbanization Problems in China. Chinese Sociology & Anthropology, 19(3–4), 42

[56] 苏黛瑞：《在中国城市中争取公民权》，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1-42页

[57]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154-155页。

[58] 李志宁：《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典 : 1949年10月-1987年1月》，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21页

[59] 王紹光：《超凡领袖的挫败》，第157-158页

[60] 周雪光：《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第56页

[61] 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321-323页

[62] 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2-33页

[63] 黄道炫：《张力与界限：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115页

[64] 李里峰：《土地改革与华北乡村权力变迁：一项政治史考察》，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11页

[65]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潘汉年在上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31-332页

[66] 毛泽东：《镇压反革命必须实行党的群众路线》（1951年5月15日），载《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39-41页

[67] 中央书记处：《发动华中反特运动指示》（1943年11月15日）；载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7册，第385页

[68] 李里峰：《土地改革与华北乡村权力变迁》，第210-211页

[69] Steven I. Levine, Anvil of Victory: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Manchuria, 1945-1948,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7, p247-248

[70] 上海档案馆藏档，B182/1/573/148、157，转引自杨奎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建国史研究1》，第331-332页

[71] 郭德宏、林小波：《四清运动实录》，第244页

[72] 毛泽东：《给江青的信》（1966年7月8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71-73页

[73] 赵鼎新：《合法性的政治：當代中國的國家與社會關係》，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7年，第33-34页

[74] 孙业礼、熊亮华：《共和国经济风云中的陈云》，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150页。

[75] 鍾延麟：《文革前的鄧小平：毛澤東的「副帥」, 1956-1966》，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431页

[76] 邓野：《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44页

[77] 余汝信：《風暴歷程：文革中的人民解放军》，香港：新世紀出版及傳媒有限公司，2021年，第8-9页

[78] 楊繼繩：《天地翻覆》，第75页

[79] 蕭冬連：《中華人民共和國史 第十卷 歷史的轉軌──從撥亂反正到改革開放（1979-1981）》，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117页

[80] 毛泽东:《关于对反革命分子必须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的电报》（1951年1月17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第36-37页。

[81] 1966年毛泽东究竟检阅了多少红卫兵？https://news.sina.com.cn/o/2008-01-06/142213206688s.shtml

[82] 王力：《王力反思錄》（下），香港：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第82页

[83] 广西文革大事年表编写小组编：《广西文革大事年表》，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5页

[84] 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的主要对象》（1967年8月），载《毛泽东思想万岁》，武汉：钢二司武汉大学总部，1968年

[85] 毛泽东：《要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走资派打倒》（1967年8月），载《毛泽东思想万岁》

[86] 毛泽东：《关于武斗的指示》（1967年8月），载《毛泽东思想万岁》

[87] 王紹光：《超凡领袖的挫败》：第250-251页

[88] 毛泽东：《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谈话的主要精神的传达一、视察沿途讲话主要精神》（1967年10月），载《毛泽东思想万岁》

[89] 邓振新：《贵州风云：地方文革民间实录》，香港：中国国际文艺出版社，2014年

[90] 广西文革大事年表编写小组编：《广西文革大事年表》，1990年，第61页

[91] 岩井茂树：《中国近世财政史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287页

[92] 《华北局关于各省市地委一律做出打虎计划、结束三反须经过批准的紧急指示》（1952年1月26日），载《建设》第142期，1952年2月2日，第4页。

[93] 《杨尚昆日记》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463页

[94] 郭德宏、林小波：《四清运动实录》，第246页

[95] 杨奎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建国史研究1》，第191页

[96] 左慈：《試析鎮壓反革命運動中的處決比例問題》，《二十一世紀》178 (2020): 55-69。

[97] 岩井茂树：《中国近世财政史研究》，第41页

[98] 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53页

[99]《中共中央关于上地间题的指示》（1946年5月4日），载《中国的土地改革》编辑部：《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250页

[100] 毛泽东:《关于全军必须以全力进行三反然后整编的电报》（1952年1月22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第78页。

[101] 《中共中央关于彻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1955年8月25日），载《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七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138页

[102]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历史 第二卷（1949-1978）》，2011年，第554页

[103] 原本制定的指标为团结90%，后来周恩来改为95%，见錢庠理：《歷史的變局》，第299页

[104] 于峰华：《我亲历的清理阶级队伍》，载《炎黄春秋》2008年第2期

[105] 中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30年 取得4大成就有4经验 https://www.gov.cn/gzdt/2008-01/10/content_855114.htm

[106] 渭南市档案馆：土地改革档案，96卷，第21—22页，转引自秦晖、金雁：《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北京：语文出版社，2010年，第49页

[107] 《冀南区土改总结(草案)》（1949年7月15日），河北省档案馆藏，档号25-1-144-9，转引自李里峰：《土地改革与华北乡村权力变迁》，第94页

[108] 山东分局:《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关于坚决贯彻中央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的决定》,1951年6月，山东省档案馆藏A001/01/0045/001，转引自杨奎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建国史研究1》，第210页

[109] 《东北局关于缩小打击面问题的报告》(1948年2月11日)，载《中国的土地改革》编辑部：《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第468页

[110] 陕西省档案馆·全宗123，目录40，案卷15、页78-87，转引自林蘊暉：《向社會主義過渡》第553-554页

[111] 指镇反

[112]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稿）》（1957年2月27日），全文见：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ozedong/marxist.org-chinese-mao-19570227AA.htm

[113] 汪东林：《梁漱溟与毛泽东》，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0～23页

[114] 《中共中央关于国营企业中的工资、年终双薪、年休假问题的指示》（1953年7月9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292页注2

[115] 1961年6月6日，《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册，第1643–1644页

[116] 1961年7月3日，《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册，第1647页

[117] 李志宁：《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典 : 1949年10月-1987年1月》，第339-340页

[118] 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上的讲话》（1962年8月9日），载《毛泽东思想万岁》

[119] 《谭震林同志对五反的几点建议》,1952年5月5日,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西/1/1498/179-183，转引自杨奎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建国史研究1》，第358-360页

[120] 《中共中央关于“五反”定案、补退工作等的指示》,1952年5月9日,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西/1/1498/176，转引自杨奎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建国史研究1》，第360-361页

[121] 郭德宏、林小波：《四清运动实录》，第286-287页

[122] 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2月27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65-75页

[123] 原文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人民日报》1968年8月9日，第一版

[124] 毛泽东：《对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稿的批语》（1966年10月、11月），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141页

[125] 毛泽东：《对中央文革小组的讲话》（1967年1月9日），载《毛泽东思想万岁》

[126] 原文见《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69年4月1日），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61/4429445.html

[127] 原文见《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秘书处新闻公报(闭幕)》（1969年4月24日），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61/4429452.html

[128] 原文见《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73年8月24日），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62/65450/4429430.html

[129]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513-514页

学术研究的意义不在发现和批评荒谬，而在发掘和解释荒谬背后的逻辑。——黄仁宇

前言

如果说有一本国内的社会学书籍能够像报告文学一样细致地理清一件事的来龙去脉，并且还可以生动地描述这件事，最后还可以升华出和传统观念不一致的现实逻辑，那么应星的这一本《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绝对符合上面的条件。作者破除传统民族志“客观性”、“科学性”的神话，以报告文学的形式、以第一人称作为旁观者和半参与者叙述整件事。作者也没呀仅仅停留在解读现象这个阶段，而是结合现有理论（甚至包括福柯的权力生产学），分析其中反映出来的逻辑，最终得到了和费孝通等前辈不同的、对于乡土人民的生活逻辑的理解，并且解释“地方贪官”“青天大老爷”的印象的生成逻辑和官员摆平乡土事件的逻辑。

一

本书谈的是两个并不少见的话题：“大河移民”“上访”。前者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大量修建各型水利工程的结果，后者是当局赋予群众的一项督促基层改进工作的权利。按理说，在各种水利工程修筑的时候，基层政府不能保证每次群众都会满意于搬迁的政策，而政府本身决策受到各种主观客观条件限制，例如当地有限的自然资源、财政资源、复杂的非正式制度，因此难以满足群众的要求，也很难做出大的改进。

因此，上访成为必然的选择。上访，顾名思义，群众越级向更高层政府反映情况并督促整改。然而，很明显，如果高层认真对待每一次上访，就需要一次次地运用运动型治理机制，叫停科层制政府的常规运行。这一过程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不符合科层制政府运行的循规蹈矩的特点。所以更高一级的政府未见得会认真地对待每一次上访。然而，底层百姓相信远在天边的“青天大老爷”，认为他们会做出“公正”的判断，只是基层官员不愿意认真履行罢了。因此他们对于基层官员采取合法的“纠缠”，对于按规章办事的政府运行采取有组织性的、处于法律边缘的“冲击”，对于上面派出来的专员则是哭诉……用应星的话来说，这一上访和对抗过程就好像是一个舞台，各方登台表演，最终是做给上面，也是做给绑在同一辆利益战车上的人看的。

上访者的纠缠大大降低科层制政府的运行效率，因此官员急于去解决这些上访者。阿克顿勋爵说过，政治是妥协的艺术。这些官员希望通过和具有话语权的上访精英们谈判、妥协以让他们回家。然而谈判需要很高的技巧，妥协力度的把握、谈判前后所需要的工作都需要得到控制，否则太强硬，移民不会罢休；开的口子太大，又会让其他有类似经历的群众觉得“一碗水没端平”，还会让精英们看到政府软弱，得寸进尺。经历了一轮又一轮的谈判和一系列官民冲突，双方最终会达成一个和谈判双方任何一方原意相去甚远的协议，上访就此结束。

二

如果认为应星仅仅停留在这样的解读，也就太小看这本书了。应星在基层见到了上访群众和官方之间各种勾心斗角，从弱者（上访群众）反抗的理论武器到官方应对他们的话术和权术。应星不仅仅总结这些斗争的武器，还深刻地分析这些武器是怎么出现的，其产生背后的深刻逻辑是什么。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传统上对于乡土生活描述和理解类似于费孝通《乡土中国》中田园牧歌式乌托邦生活，而中国乡土人民则是以“差序格局”的目光来看待周边的人。然而应星在经过一系列的上访之后，发现这种印象过于简化中国乡土社会的状态。何高潮借助博弈论总结认为，农民在减租减息问题上的消极，并非是因为农民和地主之间有一种围绕着“生存伦理”的默契，而是在一种特定的争议选择构造下的理性选择的结果。是一种理性的无可奈何和理性的消极。在这种特定的争议选择构造下，农民根本没有在与地主就减租减息问题发生冲突时取胜的可能性，而地主在这种冲突中所要承担的效益的损失又很小，而农民要承担的效益的损失又很大。结果就是农民的普遍消极。因此，“无讼”亦可以视为农民因为诉讼的收支不对等被迫采取的消极策略。

应星指出，看起来式“非讼”的，是安宁祥和的，是平衡的；但是祥和不等于没有矛盾，平衡不等于没有斗争——在应星看来，乡民之间的平衡往往是相互推挤、暗自较劲的结果。虽然表面上基于礼、基于德，他们不会发作，但是通过各种非正式、非公开的方式——就像书中上游5组人去偷窃电石厂的东西一样，因为农村没有真正的法理权威，只要民众认为“符合道德”的事情，就算违法，他们做了，被害者也只能吞声。这就造成一种虚假的“祥和”。陈宝良指出，尽管儒家知识人追求一种“无讼”的理想境界，而明清社会的现实状况却是一个“好讼”的世界。换言之，民间百姓一旦“情关迫切，势难缄默”​，还是不得不“赴官鸣控”​，按照何高潮的博弈论视角，只要诉讼成本下降或者农民不诉讼产生的损失大于诉讼的成本，他们照样会奋起向官府诉讼，在共和国时期就是进行上访。

而“差序格局”在应星那里也被改写了，变成了三维对比——作为自己和自己常规时候对比；作为农民和其他农民对比；作为抽象的人和其他人对比。第一个是可以说是把小农经济的封闭当作必然的思维，期待着一种封闭的、稳定的生活。这种思维导致他们对于一切人力打破的常规都期待着补偿；第二个对比则是等级秩序的产物。当国家权力赋予农民这个身份时候，他们已经被权力体系纳入到同一等级上了。权力告诫他们，每个等级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不是那么容易跃迁的，但同时也承认了同一等级是没有差异的。因此他们一方面指责基层不“一碗水端平”，又毫不怀疑上级的权力。这就牵扯到第三个对比，尽管等级差距是显然易见的，但是被权力规训、扭曲过的农民对于自己的等级只能认命，但是心有不甘，经过积淀，这种火气会被发泄在基层的政府官员上面，而自己低等级的无力感又促使他们渴望“青天大老爷”来帮忙。这种印象，我们可以看到是距离感产生的——青天大老爷远在天边，但是基层官员近在眼前，对于后者不满意的农民只能把希望寄托给前者，这是差序政府信任在中国的具体体现；在中国文化中，我们也能看到这种思维的诞生——中国很少有西方那种完全家破人亡的悲剧，相反，相当多的戏剧和民间传说都强调现世报，塑造出光明的结局和光辉伟正的上天——这个上天就带有更高层的隐喻。顺着我们应星的福柯思路，我们看到了权力在农村运作的痕迹。

三

除了农民思路的解读，本书还涉及权术的解释——既是上访精英对于群众，也有有关部门对于上访人们。上访精英和群众关系很接近于霍布斯国家的产生（不过产生背景有明显区别）——一群人因为畏惧官方，将自己的权利让渡给少部分人，让他们代为执行，而这少部分相应地要保障群众的利益。事实上，上访精英的操作比这个复杂多了。上访精英不是霍布斯期待的那样完全为着群众利益，而自己有着自己的算盘——比如文中，那个上访头目许老师，多次试图用电石厂贪污一事来上访，为的是将本地的官员撤换一遍，防止他们报复——然而这个和群众利益无关。当他们忙于自己的利益，就可能就招至群众的质疑，那么他们就会通过组织群众性运动、亲自去找官员对线来加强内部团结——这也是政治礼教化的一部分，通过表态、表面的行动、炮制敌人来强调他们的利益共同体，用符号逻辑加强内部团结。

相应地，政府处理则也有一套自己的权术。中庸之道、和稀泥乃至大而无当的废话成为了调解的重要话术——故意说话含糊不清，便于日后去解释，为以后防止打脸留下后路；“官僚主义”将个别官员贪腐现象上升为一批官员的作风问题，看起来打击范围大了，实则减轻每个人的过错，让当事人逃之夭夭。

“一撮别有用心的人-不明真相的人-眼睛雪亮的广大群众”这个官方定责的话术，刚好对应民间话术“基层的贪官-地方的清官-高层的明君”，成为双方互相攻讦的经典词汇——双方都认为自己都代表本等级所有人，并且认为对方并不能代表自己的等级，本质是是否认对面的合法性来获得对面其他人的支持——然而这一套话术本质是还是对内而不是对外的，配套的是“一小撮人暗含反对政府的阴谋”和“基层官员有着阻挡上级清官执行政策的阴谋”这两套话术——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双方思路的同质性，其最终目的都是对内用一套符号逻辑来加强内部动员，上访精英让上访者把自己的权利乖乖让渡给自己，而基层向高层报告也通过这个话术获得高层对自己工作的认可。双方本质上都是为了构筑自己权力合法性：前者可以借此宣布自己上访是可以成功、有效的，后者则说明自己工作卓有成效——哪个上级愿意看到一个丧失大部分人支持的基层政府存在呢？毕竟党和政府都宣称自己的统治是代表绝大多数群众的利益的。

除此之外，中国乡土社会缺乏法律意识的根基，对于法律的解释权在官方而不是百姓手中，这给以政府摆平中话语关联/切割技术的机会。基层可以通过和上访完全无关的但是由事实上存在的违法行为作为理由去抓捕上访精英，“拔钉子”。这里法律已经不仅仅像马克思所说的“代表统治阶级的利益”，更是统治者任意使用、任意抛弃的工具。因为国家政府拥有最高解释权，他们也有理由在必要的时刻行使法律的权威，而其他时候就不作为。

政府的这一套权术，我们可以看作是中国法理为表、卡里斯玛权威为实的政府以及常规型治理与运动型治理并存的特点。1979年以后，中国工作方式由过去革命式运作变成完全科层制运行，也就是运动型治理转化为常规型治理，但是革命时代留下来的问题却没有得到解决。这样意味着大量遗留下来的问题属于完全的科层制政府是无法按照法律解决的。而上访作为法律授予的群众绕过科层制政府直接寻找国家来反对官僚主义的权利，本身就是反科层制的，因此只能通过小规模、地方性的运动型治理（派出专员工作组来处理）加以解决。

同时，我们也看到大量的法律范围以外的政府的变通，比如应星所谓的“开一个口子”，这些行为明显不利于了科层制政府运行的稳定要求。但是正是因为中国法理为表，卡里斯玛为实的政府形式，科层制政府绝对不可能完全按照规章办事。这个深层次还是一统体制和有效治理的矛盾。中国政府治理规模巨大，同一个条例、法律、政策未见得符合每个地区的实际情况；卡里斯玛为实的政府实际上让政府本身从科层制外开了一个口子，允许大量的非正式制度、组织，例如乡土关系、利益关系涌入，有利于下级政府灵活变通地去处理一些问题。

四

回头再看上访，我们就会发现，上访从诞生到上访过程都显得不是那么单纯。上访看起来是地方和中央的国家机关为了加强和百姓的沟通工具，但是在大河移民上访中却成为移民精英对外讨价还价、对内加强团结的工具——这里“上访”不具有实际用处，更是一种符号，对政府是打断科层制常规的威胁，对内是坚持争取移民利益的象征。通过上访，在小圈子里上访精英实现权力再生产，巩固自己在这个小圈子里的权威地位。

尽管上访一定程度上能够帮助官员“克服官僚主义”，冲击了科层制政府的绝对权威——这种权威在公社时代达到高峰，1979年后慢慢下降，但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每一次的“上访”都是一次权力的再生产。“上访”意味着百姓有求于高层，而基层也积极地向高层汇报——这是中国科层制向上负责的结果。高层实际上真正掌握了局势的权力，他们是超脱的、不容置疑的“青天大老爷”、审判者，所有人的利益在他手上权衡，最终由他们行使权力，决定抛弃哪一方。底层百姓和基层官员所做都只是在加强这一套复杂的权力网络，是既有权力格局合法性和有效性的再生产。他让上访和摆平的周期性戏剧不断重演，不断证明自己的权威，最终成为最大赢家。在这过程中，我们看到了拉康的“大他者”和父权制传统的影子，这就是差序信任政府的必然结果。

结语

大河移民是历史遗留产物，从中我们可以读出1979年前后中国乡村权威形式的巨大变革——由过去高度集中的运动型、革命型治理变为如今半法治、半礼治的状态。在当今制度下无法有效地解决过去时代的移民的诉求，移民便自发地形成一个团体，并且自愿地把自己上访的权利让渡给其中的精英——有的可能是会写字、粗通法律的知识分子，有的则可能是小领导。精英代表群众上访，但这种上访不是纯粹的为群众利益的，而是带着维护自己利益的私心出发。他们用权术，和政府，和下面的有反对意见的群众斗争；而政府则用相同的逻辑来反对他们。从中，我们看到了福柯的权力网络无处不在，没有人能够逃出这个网络，它构建了乡土人与人、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这是父权制的传统，也是中国乡土传统——中国乡土从来不是费孝通的乌托邦，而是充满了勾心斗角。在祥和之下，只是斗争的暂时平衡。

作者在本书提出了“弱者联盟”（Coalitions of the Weak）的观点，具体到文化大革命问题上，就是毛泽东在红四方面军出身的军人这种有历史问题（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两军在选择南下北上道路的问题上出现分裂，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大都中跟着张国焘而不是毛泽东）的群体施恩，帮助他们免受造反派的冲击，从而和当时不断做大的林彪集团对抗。这种观点并不新鲜，事实上毛泽东对许世友等军人个体确实施加过这样的政策，但是作为一个集体，毛泽东真的这样有目的地施恩来获取忠诚吗？我个人觉得不成立。

这个观点主要是基于七二零武汉事件，史宗瀚认为林彪趁着陈再道犯，错试图清除异己，将陈再道为代表的红四方面军出身的将军全部打倒。而毛泽东亲自施恩，让他们避免被批斗的灾祸，还提拔了不少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和林彪集团对抗。然而，如果我们根据徐海亮对武汉七二零事件最为系统的研究，会得到相反的结论：虽然武汉事件之后，造反派确实揪斗红四方面军出身的军人，确实也出现了“一方面军整四方面军”的暗伤，但是这一活动（揪出军队一小撮）主导者其实是非军人的激进造反派，和林彪没什么关系，而且在揪斗众心惊胆战的绝不只有红四将领，对于各地军队和将军来说都担心自己被整顿：

陈再道是最先可能被群众打倒的大军区司令员，按照军队法纪和先前运动的惯例，仅仅是顶撞毛、周，放任部队造次和严重失职的错误，就可以点名打倒了，况且中央权威面临了事件的极大羞辱，需要修复。各派系、山头的老军人(决非仅仅原四方面军的)，正满怀同情——忧心忡忡地看着这只跳出来——群众可恣意宰来吓鸡的“猴”，担心出现“倒军”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能将军逃进老家深山躲避造反，黄永胜在总理的一再训诫下，也正准备丢弃保守派把屁股“坐过来”。诸军区和军事机关纷纷遭到冲击，包括保守派群众的冲击。

林彪更不是“七二零事件”和“揪出军队一小撮”的制造者，也没有叫自己人对红四方面军的军人穷追猛打，他在1967年夏天的表现比史宗翰写的理性多了：

坊间总说林彪制造了“七二零事件”。其实，林彪在该事件后立即得到需求的东西，实际并不如一个“5.13事件”。他是十分内向和举止阴郁的人，仅仅从他考虑再三的“7·25”群众集会亮相和“八·九讲话”，我们很难看出他对“七二零事件”的深层态度。毕竟，事件暴露的是军队支持文革不力，而不单是陈再道;事件并不是仅仅弄得“四方面军”面上无光，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当然不会如有宗派倾向的将领或幼稚的红卫兵那样简单。邱会作对事件发生当天的回忆，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叶群开会回来告诉林:“陈再道只会打仗，脑子简单，在武汉支持保守派，助长了保守派气焰，你赶快给主席写一封信，劝他离开武汉，不然，很快就会发生一场大规模的流血事件”!叶群还说，“......主席的安全保证不了，会赖到军队头上来......”

何况，如果按照王年一等人的观点，林彪其实是“特殊的观潮派”，他对军队参与文革其实并不热衷，因此对武汉事件的处理总体还是比较稳妥，因为这件事丢的是他这个军事主官的脸。对于毛泽东来说，他经过此事，充分意识到军队派性分裂和参与文革对从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的拖延效果，因此只有稳定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关系，才能迅速结束文革。毛泽东去除派性的实践很难说总体上形成了“弱势联盟”，因为不是每个地方红四方面军出身的军人都处于劣势，也不是每个地方领导都跟陈再道一样犯了大错。例如云文革主要就是云南军区支持的“炮派”和昆明军区支持的“八派”之间的斗争，其中“炮派”得到云南军区的红四方面军出身军人支持，“八派”获得昆明军区的山西抗日决死纵队出身的军人支持，双方都揪着对面的黑点不放，毕竟山西新军和刘少奇的老部下薄一波关系莫逆，而红四方面军一方最大黑点是和当时倒台的贺龙关系莫逆，双方都不算真正的“劣势联盟”的成员。

作者用计量分析，认为红四的军人更不容易被清洗，而且高层官员更容易被提拔。但是我自己整理了一下1969年之后中央军委的名单中实权者（正大军区+军种司令），根据出身，红一方面军有22人，红四方面军有9人。值得注意的是，红四方面军这9人，除了谢富治和皮定均（兰州军区），其他人都是文革之前就已经在位或者文革时期上级倒台递补上去（同理，红一出身的大员其实也大部分都是因循旧例），看不出来对任何一方人有特别的重视。

同样，文革将军倒台的起源本来就有很多偶然性，最典型就林彪老部下杨成武，在文革初期他接替罗瑞卿担任总参谋部长，一时风光无二。杨成武倒台是因为林彪指控他“同傅崇碧勾结，要打倒谢富治；杨成武的个人野心，还想排挤许世友，排挤韩先楚，排挤黄永胜以及与他的地位不相上下的”，而江青不满他“整自己的黑材料”，毛泽东也不爽他，加上他的华北山头疑似搞山头主义，因此倒台了。这说明，不仅仅是红军的出身，1946-1949年形成的山头同样重要。

反过来说，红四在军委中比例疑似高，一定程度上恰恰是“非预期后果”——红四军人身居高位并不多，大部分都不超过上将级别，也就是在66年的时候担任大军区或者省军区一把手，这些人在文革时期是各地支左的领导人，只要不犯大错（如贵州李再含），反而比在北京掌权的那些红一方面军出身干部（如罗瑞卿）更安全，后者经常被怀疑是和“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一路的敌人。军委里面9个红四方面军实权人物，除了张池明（总后政委，总后副部长升上来的）都是各省一把手（大军区司令或者实权政委），或者一把手离任倒台后接班的。文革期间少数被冲击自杀的军队一把手阎红彦也不是一定要倒台，云南“八派”二号头目刘殷农认为，阎红彦经过文革的洗礼后，很有可能会是后来“三结合”的革委会的主要负责人。

换言之，文革并不改变红四军人主要云聚地方的事实，这就是为何红四军人倒台少的原因——红四元帅和大将仅有徐向前和王树声，其中王树声虽然是委员但是无实权，徐向前作为统合全国红四干部的象征，也不能倒台，更别说毛泽东的宠臣谢富治，结果红四方面军反而生存良好，这并非毛泽东有意实现的结果。

中国在1949年的建立形成了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对立的局面。政治精英掌握政治资本，领导国家和高校的运作；文化精英相反，掌握文化资本，可以在教育文化氛围上进行制约。随着中共彻底掌握国家权力，在大学体制上也开始采用苏联模式，重工科而非综合类，这一体制塑造了苏联专家治国的模式。适应综合类高校的旧知识精英因此和政治精英产生了冲突。在1957年，先是毛泽东宣布百花齐放，允许知识精英进言献策，之后突然一转攻势开始反右，直接剥夺大量知识精英的职位和饥饿政治地位，加剧了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的冲突。之后1958-1961年中共又采用激进的措施（例如提高大学生参与生产时间、消灭体力脑力劳动区分等等）试图改变清华等高校的属性以提前实现共产主义，结果受挫，被迫恢复58年以前的大学体制，一些知识精英也回到自己的岗位。在1966年文革之前，清华大学和其他大学的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处于对立状态。

1966年的文革被安舟视为毛泽东试图遏制官僚阶级扩张、避免走上苏联道路的举措。清华大学也出现了学生领袖，依照毛泽东的指示冲击大学教育体制，打倒高校教师和领导，也就是传统的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虽然安舟区分了1966-1971年激进的斗争和1971-1976年常态化制度化的斗争，但是强调其中的共同点在于，毛泽东发动群众冲击（1966-1971）和监督（1971-1976）官僚，直接破坏可能形成的官僚阶级并且遏制其形成阶级再生产，具体举措包括：（1）通过逐步破坏干部的权威，提升工作单位普通成员的权力，在工作单位之内重新分配政治权力；（2）削弱政治监护、指导及恩庇的格局；（3）防止干部在入党、教育及就业上为其子女获得特权通道。

针对影响阶级再生产最大的在文化教育方面，毛泽东意图用激进的政策铲平阶级区分，遏制阶级文化再生产，剥夺现存精英的文化和政治资本，其中的举措包括：（1）重新分配教育机会，禁止知识精英的再造，并在全体人民中分散教育；（2）变动教育和职业分工的性质，以消除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通过这一系列的政策，原本的高校精英教育模式被破坏，工农兵学员比例大大增加，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的学员比例相对下降，基层教育普及化也增强。

在文革期间，那些旧知识精英的后代和政治精英的后一代经历了相同的教育（都是经历53年后又红又专的高等教育）、有着相同的政治身份（都是团员），因此遭遇到了相似的待遇——被批斗、打倒。因此，相似的两大群体逐渐团结起来，为了维护自己的资本和利益，反对铲平阶级的举措。在1976年毛泽东去世，文革终结后，铲平阶级的理想被放弃，已经团结的两大精英被重新获得认可，高校回到过去生产技术专家的道路。而这一过程生产出来的精英后代纷纷进入社会，有的走上经济岗位，成为技术骨干，有的则从政，像苏联一样走上中国专家治国的道路。在第三代和第四代领导集体中，红色工程师的占比非常惊人，而这些技术精英大都是出身于政治精英或者文化精英家庭中。

安舟认为，由于马克思希望的是没有阶级分化的共产主义而不是圣西门式由杰出人士统治社会的社会主义，铲平阶级的想法是中国、苏联以及诸多本土共产主义执政者最终想达到的目标，毕竟理工专家治国必然导致一部分官僚逐渐积累政治和文化资本，不断再生产阶级分化，这是一种对社会主义原则的偏离。所以，共产主义政党才会不断在文化上铲平阶级，展开范围广阔的教育政实验，重新分配教育机会，旨在消除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因为党的指导思想是敌视专家治国论的，所以它们的干部招收自文化水平低下的阶级。

安舟分析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最终走向专家治国时指出，相比于激进地铲平阶级之举，红色专家治国是一个更加实用主义的举措。罗文萨认为，共产主义的阶级铲平之举，与当时同时进行的发展国家经济之举是对立的，而乌托邦的空想最终让位于现代化的要求。社会主义国家发展最需要的是生产力，发展理工科、提高生产力是重中之重；与此同时，庞大的计划体制是一种社会工程，需要的是用运筹学等理工科学科对体制进行细致地计算和规划。基于这些原因，最高执政集团更可能被理工科出身的红色专家占据。除了国家现代化的需求，理性经济人思维主导的民众更关心自己生活得下去，而不关心创建一个平均主义的社会，因此红色专家掌权发展经济现代化比消灭解决于他们而言更有意义。最后，安舟援引蒂玛舍夫的观点强调，激进的铲平阶级举措破坏了传统的公共和私人空间，攻击了原有的国家文化基础和民族自豪，引起激烈的反抗。为了维持权力，他们最终被迫放弃了这些乌托邦的实验并接受了传统的制度和思想。这就是为什么文革期间的教育改革遭遇失败，激进的乌托邦毛泽东最终让位给红色工程师。

安舟的理论也存在诸多不足。首先就是他过于美化文革期间的教育体系，将改变学制、设置工农兵学校、高校教育被体力劳动实践和军训占据等视为共产主义乌托邦式实践。但是这一实践并不是很符合教育本身的属性和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的需求。一方面，教育要遵循科学，一个人的学习也要遵循循序渐进，例如先学习四则运算，再学习高阶运算和函数，最后学习微积分。但是工农兵甚至一般大学生，高中知识都没学懂就去学习大学知识只能一头雾水，虽然有了大学文凭但是没有大学的能力，很难实现普及教育的功效。文革期间的压缩学制和工农兵学校都破坏了学生正常学习进度，起揠苗助长的作用。这和教育本身的想法相去甚远——想想我们身边那些根本跟不上班上学习进度的同学都在干什么。

另一方面，高校过于强调劳动时间并不利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做科研更重要的是在实验室里进行试验而不是在工地和工厂上做工或者拉练。安舟欣赏的乌托邦式教育并没有真正地让在高校的工农兵学到很多，更多培养的是机器上的齿轮，哪怕安舟本人在书中也承认很多大学学习的质量不高，只能称赞学生的学习干劲充足。1957-1976年期间，诸多科学成就都是49年以前留洋或者国内高校学习的学生（钱学森、钱三强、邓稼先、黄旭华、程开甲等）以及49年-57年以前在高校学习的学生（于敏等）主导，这些人大部分出身良好，基本上都是文化精英主导；哪怕1976年以后，那些在1957-1976年在高校学习的知名的科学家的出身也大都不是工农。

其次，文革十年看起来是一场平均主义的尝试，但是实际上只是打击了一定的政治资本和文化资本，却没有消灭社会资本，后者可以暗中再生产阶级分化。帕克斯顿对社会资本概念的构建由两个部分组成：个人之间的社会联结，以及包含了积极情感的交互主观性的联结。社会联结是在个人与邻里、朋友及其参加的自愿组织的成员们共同的社会生活中产生的。而积极情感则可以催生两种属性：对同事的信任和对制度的信任。这些倒台的精英和其他没有倒台的精英经过长期的互动，保持紧密的关系，因此就算他们自己已经沦落到黑五类的境地，他们的子女依然可以继承社会资本。例如，那些被打倒的政治精英的后代依然可以靠着关系进入高校学习，虽然毛泽东要求禁止走后门，但是实际上安舟也承认很难消除这一现象。随着1976年文革的结束，这些政治精英的子孙可以依靠十年内的资本积累继续维持自己优越的地位。安舟对文革后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的关系处理也很粗糙，如萧冬连的著作描述的，二者关系不是简单的交汇，而是有分化和斗争。将这段历史简单理解为三派之间的互动（和将文革简单理解为造反派和保守派的斗争一样），容易忽略各派内部的异质性对政治过程的影响。

接着，安舟忽略了文革期间，哪怕不考虑走后门的问题，也并非没有阶级分化。事实上，虽然在1957-1968年期间，陆续有政治精英被打倒，但是依然有很多政治精英存在，尤其是在农村很多时候权力结构并没有因为城市中的造反活动而发生改变，无非是从官僚手上转移到军人手上。他们都围绕在毛泽东身边，依然可以享受一般人民不具有的待遇，掌握大量的政治资本和社会资本。他们也是官僚阶级，但是却不属于文革打击的对象。造反活动也不能简单视为造反派反对老干部的过程，魏昂德注意到造反组织的划分与其成员的身份经常没有什么关系，乔晞华分析认为，基层造反组织派别的出身界线比较清晰，较高层造反组织派别的变数就大得多。然而，只有较高层的造反组织派别才和老资历有竞争力，这导致经常这些高低位造反成员出身并不差，他们积累资本的能力显然比真正缺乏资本的人强多了。如果安舟注意到这一点，那么他就应该对文革的评价有变化。

最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真的建立起苏联式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了吗？很多学者不敢苟同，例如马若德认为在反右运动之后，中国放弃了苏联式体制。林超超基于上海计划经济工业资料，指出苏联式体制在中国工业上的运用受到了很大的阻力，无论是在新中国建立的初期，甚至是一五计划之后，中国在实施苏联式计划经济中遭遇的制度化管理困境，使得它越来越借重于其所擅长的群众动员，以保证经济高增长的实现。就中共管理经济的那些官僚（如陈云、李富春、李先念和薄一波）而言，他们也并非传统理工科技术老资历出身，能否视为“专家治国”存在争议。

如果安舟观察的仔细，我认为他可以考虑思考这种专家治国体系是否和中国当今初等教育观念中存在的推崇数理化相关？中国的家长经常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中国的高中也是理科高考选科学生数量多于文科，这一观念是否和大量的理工科出身的领导执政相关？有没有可能是因为这样的专家治国理念下，促进了各个高等学校对工科的重视，最终传递到民间，形成工科热潮？事实上，中国最好的七所学校中4所是传统理工科学校（清华、浙大、上交和中科大），3所是综合类学校（北大、复旦、南大），更别说超级巨无霸中国科学院系统，

《红色工程师的崛起》是一本能够帮助读者理解当代中共的执政逻辑的著作。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作为美国左翼的安舟，对于过去中国的历史存在着理想主义想象，这是读者需要避免的。

“两个文革说”主要存在于造反出身的学者，包括海外反贼、自由派学者、部分老左派以及洋人学者，他们认为文革存在上层和下层两条线，上层即传统史观中部分老登之间的内讧，下层被称为“人民文革，即人民积极参与、争取权利、反对官僚主义的历史不应当被中共高层内斗的历史掩盖，因为他们提出了“三年文革”说，意在强调这三年人民具有自主性。支撑这个观点的主要是学术界的研究，他们发现很多地方的群众组织分立和成员出身有强的相关性（如广州的旗派和东风派）^[1]，在十七年体制下吃到红利的人就加入保守一方，利益受损的人就加入激进的一方。他们的理论可以概括为“社会冲突说”，一般对个案的研究也不否认社会矛盾对文革爆发的作用，从文革初期很多个体的活动就可以看出来，例如王洪文等上海工人造反派参与造反主要是因为文革前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压抑的社会矛盾^[2]；王绍光也分析了文革前工人阶级和干部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文革爆发的关系^[3]。

但是，针对这个观点也不乏严肃的批评。批评者主要强调，在文革发展、造反派组织分化演变过程中，造反派组织和出身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淡薄，魏昂德对北京大学生的研究证明这一点^[4]；很多时候参与的双方的出身都差不多，例如基斯福斯特对浙江两派的研究就发现省两大造反派红暴和省联总组成是相类似的^[5]。这就引出一个新的论点，即文革的进程和社会冲突关系有限——可能初期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后来文革怎么发展很大程度上跟之前产生的历史问题有关系，双方并不是为了崇高的理想和普适的权利而战，而是更多地因为现实利益而不得不投入其中，这种观点可以视为“政治过程说”。

两种观点各有各自的道理，不仅有理论分析也有个案研究。为了整合两个的观点，乔晞华提出^[6]，两个观点都忽略了个人和大型群众组织之间的基层群众组织，一般来说基层造反派组织的分立和其中成员个人出身具有较高相关性，但是这些基层造反组织和更高层级的组织之间的关系却不一定是遵循成员出身形成的，高层级的组织受到少数高级干部之间内斗的影响更大，相对来说更符合“政治过程论”的分析。

乔晞华将文革定义为是一场为谋取利益的斗争，是诸多决策主体根据掌握的信息和对自身能力的认知，做出有利于自身利益的决策的一场经济和政治斗争^[7]。作为参与者，无论是少数相关人员还是多数群众，都是超凡魅力领袖下的“理性人”^[8]，是基于不完全信息进行博弈的结果，所以我们看到群众组织在夺取权力后就迅速分裂，双方斗争不断。这不是因为双方都是傻子，而是因为随着旧权威的倒台、当下缺少明确的最高权威，所有人都希望全赢、尽可能占据足够多的利益，不然如果自己对家上台，他就可能全面清算自己，尤其是大部分人都是城市居民，在衣食住行高度依赖单位的时代，台上的人想让一个在单位中工作的城市居民过不下去太简单了。

结果，没有北京强行制止的情况下，群众组织会陷入零和博弈，不断地折腾，三支两军让军队加入文革中，反而加剧了这种对立，因为不同的军队会支持不同的造反派组织，造反派从军队中获取武器进行武斗。震撼全国的重庆武斗中，“八一五派”由驻重庆的五十四军领导，和“反到底”进行对抗，加剧了重庆武斗的规模^[9]。按照邓小平的话说，“军队支左许多人也卷到派性里面去了。一些人卷到这一派里,另一些人卷到那一派里”。为了终结大规模的武斗，实现“三结合”，毛泽东不得不通过调动军队驻地、更换军队领导人的方式压住军队派性斗争的同时，依靠军队收拾残局。

最后，老造反在“红八月”后虽然扩大了自己的范围，从少数人可以参与变成多数人都可以参与，但是依然还是红色出身优先，灰色出身的人很难上位，黑色出身的人基本上没有翻身的可能。裴宜理和李逊对上海的研究也发现，上海老造反中，党员成员的比例也比平均值高多了（12%和15%-18%）^[10]。崇尚血统虽然被北京批判，但是更激进的出身平等的追求就被不容了。这种对更平等、更民主的追求本身就是造反思潮的必然产物，正如经济主义一样，我们不能把省无联之类异端思潮的和文革切割开来，认为文革是好的、有秩序地追求新世界，但是异端思潮就是坏的、崇拜暴力的，因为异端思潮的内容基本上就来自于文革，它能崛起也是因为文革之前和期间宁左勿右的氛围、建设新世界的号召以及近代以来中国人对“快出成效”的追求（实际上是“趋新”）导致的，而非单纯“异化”导致的。印红标^[11]等人已经论证了，这种思潮对文革后的思想界影响很大，所谓“两个文革”观点能在目田中存在，恰恰就是这些人本身就是老造的成员，在文革中进行思想探索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注释

[1] Chan, Anita. Rosen, Stanley. and Unger, Jonathan. 1980. “Students and Class Warfare: The Social Roots of the Red Guard Conflict in Guangzhou (Canton).” The China Quarterly, No. 83, pp. 397-446.

[2] 李逊：《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運動史稿》，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59页。

[3] 王绍光：《超凡领袖的挫败：文化大革命在武汉》，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9页。

[4] Andrew G. Walder, Fractured rebellion : the Beijing Red Guard movemen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257-258.

[5] Keith Forster, Rebellion and factionalism in a Chinese province: Zhejiang, 1966-76, New York: M. E. Sharpe, Inc., p.36.

[6] 喬晞華、James D Wright ：《文革群眾運動的 動員、分裂與滅亡 ——以社會運動學視角》， 纽约：世界华语出版社，2019年。

[7] 同上

[8] 王绍光：《超凡领袖的挫败》，第253-255页。

[9] 何蜀：《為毛主席而戰——文革重慶大武鬥實錄》，香港：三联书店，2010年，第277-278页。

[10] Elizabeth Perry, Li Xun, Proletarian Power: Shanghai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7, p.43

[11] 印红标：《失踪者的足迹——文革期间的青年思潮》，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17-518页

1.林彪到底是否为叛逃？

（1）林彪想政变吗？

首先争论点是林彪出逃是否是自愿的，因为这涉及到官方对林彪的评价——若林彪是主动出逃，就坐实了官方定型的反对毛泽东、意图进行反革命政变的帽子[1]。但是，尽管林彪确实和江青等人有过冲突，也因为批陈整风而恐惧，以至于在九届二中全会上“脸色煞白，一声不吭”[2]。但是在9月13日出逃之前，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林彪在尝试密谋叛乱，林彪在这段时间表现得很平静，和往常一样。当然，在此之前，林彪因为和毛泽东的矛盾，更加“阴沉冷僻，沉默寡言”[3]，中央会议也不愿参加。即使是非去不可的场合，他也是敷衍了事，不过此时他的一切都没有太大变化。若私下里准备进行政变，不太可能如此沉闷，没有任何活动的迹象。

林彪的下属们，无论是当时还是日后回忆，都对林彪出逃不解困惑，如邱会作就回忆说：“我自己也和大家一样，思想上震动极大，我的脑子都麻木了。”[4]李作鹏在当晚反复都在想：“脑子都是:林彪的强行起飞了，为什么强行起飞呢?”[5]吴法宪甚至在9月12日深夜和周恩来在一起，试图阻止飞机起飞，拒绝叶群调动飞机的请求[6]。可见林彪并没有依靠手下“四大金刚”调兵造反，除了这一条路，其他方法夺权的概率几乎没有，更别说胜利的把握。

目前只能实锤的是真正想犯上的是林彪之子林立果，他联合军队的一些中低级军官组成“联合舰队”，试图发动一场叛乱（即大名鼎鼎的“五七一工程”），让林彪坐上最高领袖的位置，结果随着毛泽东安全回到北京，造反尚未执行就胎死腹中[7]。持有林彪是非自愿出逃的人相信，林彪的出逃是被他的儿子所坑，刺杀毛泽东失败、犯上的行径即将暴露，只有逃到苏联才能免于一死，因此出逃并非他自愿。

针对官方的指责，反对者也进行了反驳。唯一被用于定罪的证据是出逃前五天他给他儿子的那个手令，即“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 林彪 九月八日。”但是这张字条不止被发现了一张，如果真要下命令真的会摹写三张纸吗？质疑者认为这和林彪自己长期在人皇身边形成的谨慎性格完全不符合[8]。也有质疑者怀疑林彪手令是林立果之子“凭借某些次要借口从荷鲁斯那里骗来的可能性。”[9]甚至也有人从手令内容上判断这是“狐假虎威”的手令，因为“只有那种处在既不是绝对权威，也不是受命者之间地位的人，才会同时具有一方面感受‘命令’的‘威势’，一方面又存在对受命者的‘企盼’”，采用措辞便是更加缓和的“盼”而非更加强硬的语气[10]。总而言之，这一“决定性”证据，质疑者一般从手令真实性、手令指向的命令以及手令内容是否反应林立果看法进行批评，很大程度上反驳了“林彪参与叛乱”的官方正统叙事。著名学者王海光干脆就说：“某种意义上讲，这个手令更像是一个哄孩子的东西。在一个陌生人的场合，谁都不会认它的，遑论号令天下了。”[11]

另一方面，虽然林立果的“联合舰队”有人指认林彪想跑到广州另立中央[12]，但是很多学者已经反驳了这一论点。所谓“南下广州，另立中央”仅仅是林立果的部分亲信（周宇驰和王飞）的自说自话，无证据证实这是林彪本人的意图；后来对林立果小团体的调查中，其他成员听到的南逃也是林立果传达的二手信息[13]。而南逃的其他两个参与方：空军和广州军区态度如何呢？上文已经提到，吴法宪等林彪在空军的下属对“九一三”感到疑惑，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也否认自己和林彪有联系[14]。因此南逃是林彪的“联合舰队”核心成员非常仓促的临时决定，不仅没有证据证明和林彪知道，空军和广州军区也不知道这件事，更别说配合了。

（2）林彪是主动出逃的吗

由此而观之，林彪在出逃之前，一无调兵遣将反对毛泽东的操作，二无到广州军区另立中央的举措。林彪发起叛乱的罪名基本上是不成立的。这样争议点似乎在与：林彪到底为何要出逃？官方给出的说法是，林彪南逃，结果毛泽东洞察一切，早就封死他向广州寻求支持的机会，因此在刺杀毛泽东失败后，不得不跑到苏联寻求庇护[15]。这一说辞的前置原因（林彪想叛乱）已经被前述的内容证伪了，所以林彪出逃到底是因为什么？

有一种说法，认为林彪是服用安眠药后迷迷糊糊、被人拽起来了裹挟逃跑的。这种看法一般比较积极地想为林彪脱罪，但是真实情况不是如此。这种说法最早出自一位人类帝国的武装出身的作家舒云，她声称林彪的内勤服务员陈占照、张恒昌回忆荷鲁斯“是从床上拽起来。穿衣服时还迷迷糊糊，没有一点自主动作，完全由我们（勤务员）摆布”[16]，但是王海光根据两人的原始证明材料，否定了这个说法，反而是说林彪该睡觉的时间没有睡，与叶群、林立果频频谈话，最后是林彪自己主动走上的汽车[17]。其他人（如林彪的警卫员李文普[18]和警卫科副科长刘吉纯[19]）也谈到林彪是自己走的，并不是睡得迷糊被其他人架走的，他自己上的轿车坐车前往飞机场，最后自己爬上飞机，这都不是迷迷糊糊的人能做到的。舒云这一说法来自于向周恩来报告林彪逃跑的林彪女儿林立衡的口述的推理，但是林立衡女儿的口述多前后变更多次，对“绑架”的细节材料也是在日后不断添加，鉴于人类存在遗忘曲线，后添加的材料可信度非常值得怀疑，不如刚开始她的材料可信，在一开始她认真给中央撰写的材料《林立衡关于“九·一三”经过写给中纪委的材料》中并没有提到安眠药、迷迷糊糊的剧情[20]。另一个声称“林彪被绑架”的当事人、林立果的未婚妻张宁，实际上在九一三之夜在楼上睡觉，根本不可能知道林彪出逃的具体情形[21]。所以，“被绑架”的说法基本上不可信。

当然，除了舒云，也有不少人为林彪挽尊。邱会作回忆说，林彪的妻子叶群对林彪封锁消息，一切都由她决定了。在林立果看到走投无路时，就下了毒手反林彪挟持外逃了，林彪是不可能外逃的[22]。这种只是一种推论，并无实际证据。所以，以余汝信、王海光为代表的学者比较相信的观点是：林彪确实是主动跑路的，至少那一天晚上他是有意识的、不反对跑路，若不想跑路，直接扣押他的家人就行了，何必真的出走呢？

从最大概率的角度，林彪还是想跑路的，只不过他想跑路的原因是什么呢？主流学者在官方给出的理由以外提出的见解是：林彪是深感毛泽东南巡谈话已使其政治生命完结，甚至身家性命也受到严重威胁；此时林立果暗杀人皇的计划失败(林立果声称林彪知道他企图刺杀毛泽东的计划)，加速了林彪仓皇外逃出走的行动步伐，而且根据林立衡的回忆，外逃出走是林彪一家人的一致抉择，并非邱会作说的那样被蒙蔽的，因为他们一家是秘密开会商量的[23]，既然林彪此时是清醒的，作为具有最高决定的人，他怎么会将这种事情当儿戏、迷迷糊糊就赞同了呢？很明显，林彪是主动的，原因也很清楚，就是和毛泽东的矛盾，以及林立果独走刺杀毛泽东失败导致自己必然要被打倒，在预见悲惨下场之前不得不跑路。

（3）林彪是叛逃国外吗

至于林彪是否是“叛逃国外”，只有林彪警卫员李文普的一句话“飞到伊尔库茨克要多长时间”可以作证。但是对这个孤证质疑声非常多，舒云声称林彪将“苏联”听成“大连”，他本人并没有跑到苏联的想法[24]；曾经为官方周恩来作传的高文谦在《晚年周恩来》中声称“迫于政治压力，李后来只好改口，回避了林彪曾下令中途停车这一情况，而把它说成是在听到林彪问‘到伊尔库茨克有多远’后他本人要求停车，以换取保留他的党籍、军籍和不株连家人的宽大处理。”[25]

在这两本书更早之前，1997年张宁在自传《尘劫》一书中指出，李文普以三项条件（为其保密、不开除党籍军籍、家属不受政治歧视）作为交换，编造出林彪的上述谈话[26]。汹涌澎湃以至于当事人李文普在1999年不得不出来辟谣[27]，可见林彪是否一开始就是飞到苏联“叛国”证据尚不充分。当然，事后根据飞机飞行的轨迹和方向，确实和林彪所说的目的地伊尔库茨克相符合，但是警卫员的回忆是否是“事后回忆”，尚有争议，只能说林彪最后飞往苏联是事实。至于林彪的行为是否背叛了中国，那是另一个问题。

2.林彪是怎么坠机的？

另一大争议点是三叉戟飞机坠毁的问题。该问题虽然不如前一个问题足够的回忆录从而拼凑出细节性结果，但是国内学界已经给出相对可信的结论，主要是依据蒙古方面给出的报告可以说明。

关于林彪的飞机怎么坠毁的，争论者有多种说法，一种认为是被导弹击毁，这包含中方击落和蒙古方面击落两种说法，因为根据一张现场图片，飞机上出现了一个大洞。但是中国坚决否定自己用过导弹，且导弹在中国境内基本上不可能打到飞机上[28]。中方调查者已经否定“击落说”，机身上引起种种猜测的大洞，是飞机上油箱里的油同时向外燃烧爆炸时形成的[29]。

第二种说法是中国这边的调查员、原空军司令员王海（当时在空军司令部军训部）提出来的，他们认为林彪之死只是单纯的意外，飞机在低空飞行的时候迫降坠落。王海等专家们认为飞机是有操纵地进行迫降没有成功，造成破碎烧毁的，这主要归因于飞机起飞不充分导致下降是盲降，飞机没有加满燃料；在外逃时飞机又长期在低中空飞行耗燃料量大，到失事地点前后燃料不足，因此被迫进行野外降落。另外，因为飞机上没有领航员，地面又没有导航，当日恰逢暗夜，驾驶员在空中不可能掌握精确位置[30]。这种观点被很多军队出身的人质疑，原因是蒙古的目击者说飞船是被烧毁的，可见飞机上燃料是存量不小[31]。后来编撰的《毛泽东年谱》等著作中也提到了飞机是着火坠落的[32]，这也和之前王海等专家的论证相悖。

第三种说法认为林彪所坐的飞船发生了激烈的内斗，飞机失去控制最后坠落。有人认为这艘飞机的大规模转弯可能是因为飞船上的矛盾，不过考虑后来还是径直飞往混沌，可以说就算有内斗也不成问题。蒙古历史研究所所长朝伦•达西达瓦写了一本小册子《林彪元帅之死》披露了某些“未公开”材料，材料声称蒙古的调查人员得出结论：导致飞机坠毁的直接原因是机内发生了争斗，一方想去苏联，另一方想返回中国[33]。但是后文余汝信所公布的报告基本上证伪了这种说法，因为几个人身上没有枪伤。

第四种说法认为驾驶员潘景寅忠于毛泽东，所以故意操纵飞机坠毁，事后邓小平为潘景寅正名就是最好的证据。该说法将会留在后面细说。

一般而言，黑匣子（包含飞行资料记录仪FDR和座舱通话记录器CVR）是研究飞船坠毁的第一手素材。但是关于B-256三叉戟飞机有无这黑匣子众说纷纭。很多军人或者专家相信飞机上上确实有，如第一个到达现场的中国官员孙一先就声称飞机上有黑匣子，但是被蒙古方面取走了[34]，推理出蒙古方面隐瞒了飞机上的具体经过。另外，蒙古方面一些亲历者或者学者都声称蒙古方面有黑匣子的数据[35]，这也引起中国学者渴望真相的决心。然而，飞机本身确实很可能不配备有该设备，毕竟飞机生产方应该本身就没有给三叉戟飞机配备黑匣子[36]，中国从巴基斯坦进口三叉戟的时候也没有配备黑匣子相关的维护设备。[37]下面的蒙古报告中也将证实这一点。

目前所有的资料恐怕不可能最终给出林彪死因。但是余汝信在美国的时候，发现了当时蒙古对三叉戟飞机坠毁调查所做的报告《关于一架中华人民共和国飞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坠毁原因的调查报告》，由蒙古官方成立的一个调查委员会于1971年11月20日完成，原为蒙古人民共和国机密级的国家安全档案，于本世纪初由蒙古国解密[38]。这份报告可信度极高，结合旁证可以很容易排除上述相当多的说法：

(1)飞船坠毁时仍然带有大量的燃料，所以不太可能是因为没有燃料坠毁

(2)出事时，坠毁地区的天气状况很好，适宜飞行

(3)飞船坠毁时的速度是每小时600公里，并且飞船的起落架没有被放出来，是高速撞上星球坠毁，没有做好紧急着陆的准备

(4)飞船有装备雷达，且没有发现迷航迹象，实际飞行方向也和目的地方向对的上

(5)飞船上的人并没有枪击痕迹，所有人都死于撞击和被烧。

这个报告的出现，基本上宣告被导弹击毁、缺少燃料紧急迫降、激烈内斗坠毁的说法均不成立。只有驾驶员故意撞击地面和驾驶员操作失误导致两种情况符合报告描述情况。另外，飞船很可能没有黑匣子，而这件事也不太可能是毛泽东（中央档案馆也不太可能有更可信的档案），因此几乎可以确定不存在更加可信的档案和资料可以做出进一步挖掘，更不要说空难调查这种东西。总而言之，这个报告就是目前最可信的资料，它能给出的资料已经基本上框住了猜测的方向。

现存的争论点在于，驾驶员是故意的还是意外。就意外方面，根据中方代表孙一先在飞船坠毁现场的看法，从周围无高大目标，迫降地点选择合理，着陆点到燃烧区有几十米距离，以及死者躯干烧伤不重，无高空摔折等情况看，飞船不像是空中着火爆炸，而是着地后爆炸起火。但是该报告强调“从飞船坠落点向南呈三角型，燃烧范围伸延至29米，飞船残骸散布四周。”和人类使节的回忆“一道由北向南被擦平压实的草痕，长约二十九米,宽约二米多。它不是一条直线,而是呈‘S’形的曲线.....继续前行约三十多米,才开始进入大片焦土的失事现场。”[39]并不太一样，有人怀疑实际上驾驶员是发现飞机失火才会选择迫降，又因为失火飞机难以控制所以迫降失败[40]。另外，蒙古方面有不少人看到了疑似飞机空中着火，也可以作为一个旁证。蒙古报告虽然提及飞机坠毁的时候引擎尚在全速运行，但是没有认为飞机只有坠毁后才焚烧的。余汝信虽然否定了机上发生了炸药爆炸或者被导弹击中的说法，但是并没有否定飞机在空中已经起火的说法[41]。

另一方面，从飞船若有黑匣子，那么根据驾驶员驾驶飞船的操作以及飞船飞行的姿态变化就很容易猜测是否是故意的（如德国之翼4U9525），但是现在蒙古确实没有找到黑匣子，那么阴谋论驾驶员是故意的看法就会存在。例如找到这个报告的学者余汝信在他后来的书《风暴历程》一书虽然暗戳戳怀疑驾驶员是故意的，但是依然没有否定操作失误的可能[42]。尤其是事后给驾驶员洗清罪名，很难不让人怀疑驾驶员曾经和林彪有冲突甚至反对林彪外逃。

不过，虽然坊间传闻众多，但是在学界争论空间实际上很有限，大部分被证伪的猜测要不来自于相关人员（如林立衡）的回忆，要不来自于中国学者的推断（如舒云），或者西方世界的猜测，大都是基于有限的资料和不够可信的回忆，因此很容易被证实或者证伪，如今蒙古报告更是进一步理清林彪出逃的缘由，也是这几年林彪事件研究的一大突破。

注释

[1]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第843页

[2] 徐景贤：《十年一梦》，时代国际出版社，第227页

[3] 王海光：《折戟沉沙温都尔汗》，九州出版社

[4] 邱会作：《邱会作回忆录 下册》，新世纪出版社，第792页

[5] 李作鹏：《李作鹏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第697页

[6] 吴法宪：《岁月艰难: 吴法宪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862-863页

[7] 余汝信：《风暴历程：文革中的人民解放军》，新世纪出版社，第1177-1179页

[8] 舒云，“回眸1971：再探‘五七一工程’之谜”，《时代文学》2004年。

[9] 于南，“关于林彪事件若干历史问题的考察”，见熊华源、安建设编《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纪实》，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6月版，第267－329页。

[10] 陈小雅，《中国牛仔－－毛泽东的“公案”及行为、心理分析》（下册），明镜出版社，2005年7月，第416页。

[11] 王海光：《“九·一三事件”谜团解析——评舒云<“九·一三”十大谜团>》

[12]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书”，见熊华源、安建设编，《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纪实》，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6月版，第223页。

[13] 余汝信：《林彪“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罪名考释》

[14] 丁盛口述，金光整理：《丁盛回忆录》（自印本，2001年2月）

[15]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册》，第847-848页

[16] 舒云：《林彪事件完整调查》，明镜出版社，第656-657页

[17] 王海光：《“九·一三事件”谜团解析——评舒云<“九·一三”十大谜团>》

[18] 李文普口述、高德明整理:《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中华儿女》1999年第2期

[19] 刘吉纯口述、丁丑整理:《难忘的“九一三”前夜一个警卫人员的回忆》，《历史学家茶座》第1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74-77页

[20] 王海光：《“九·一三事件”谜团解析——评舒云<“九·一三”十大谜团>》

[21] 韩钢：《“九一三”事件考疑》，见余汝信主编：《“九一三”回望：林彪事件史实与辨析》，新世纪出版社，第249页

[22] 邱会作：《邱会作回忆录》，第787页

[23] 余汝信：《风暴历程：文革中的人民解放军》，第1165-1166页

[24] 舒云：《林彪事件完整调查》，第649页

[25]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第347页

[26] 张宁，《尘劫》，明报出版社，第319－320页。

[27] 李文普口述、高德明整理:《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中华儿女》1999年第2期

[28] 40年后再看林彪256号坠毁之迷――解开256号航线之迷（二）http://hx.cnd.org/2011/12/31/40%E5%B9%B4%E5%90%8E%E5%86%8D%E7%9C%8B%E6%9E%97%E5%BD%AA256%E5%8F%B7%E5%9D%A0%E6%AF%81%E4%B9%8B%E8%BF%B7%E2%80%95%E2%80%95%E8%A7%A3%E5%BC%80256%E5%8F%B7%E8%88%AA%E7%BA%BF%E4%B9%8B%E8%BF%B7%EF%BC%88/

[29] 王海：我负责调查林彪座机坠毁原因https://web.archive.org/web/20091227104017/http://www.boxun.com/hero/linbiao/18_1.shtml

[30] 王海：《我的战斗生涯》，中央文献出版社，第233-234页

[31] 敖其尔:《今日温都尔汗》，《环球时报》，1997年11月23日，第1版

[32]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 1949-1976)》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第405-406页

[33] 三叉戟坠毁原因：内斗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409/%E4%B8%89%E5%8F%89%E6%88%9F%E5%9D%A0%E6%AF%81%E5%8E%9F%E5%9B%A0%EF%BC%9A%E5%86%85%E6%96%97.html

[34] 孙一先:《在大漠那边》，中国青年出版社，第108页。

[35] 舒云：《蒙古学者披露林彪飞机坠毁细节》

[36] 蒋健：《再谈林彪专机的“黑匣子”》

[37] 余汝信：《风暴历程：文革中的人民解放军》，第1217-1219页

[38] 余汝信：《蒙古官方调查报告中的“九一三事件”》

[39] 孙一先：《在大漠那边》，第115页

[40] 蒋健：《出逃的林彪专机为什么要带油迫降 ?——兼谈蒙古对中国三叉戟飞机坠毁事故调查报告的解读》

[41] 余汝信：《风暴历程：文革中的人民解放军》，第1216-1217页

[42] 余汝信：《风暴历程：文革中的人民解放军》，第1216页